转变政府职能，放宽社会组织管理，加强社会自我协调功能

　　宋晓梧：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重大国策，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近期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后15年。这么一种滞后，就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结论。同时，我也想补充一定，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并不十分理想，像我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出口与国内的消费结构，还有像城乡结构以及创新和仿制的比例关系都是严重失调，再有像就业问题、分配问题、城乡区域的结构问题，在社科院的研究里面列入社会结构，其实这些问题也就是经济结构问题，也很难把它单纯列为社会结构。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社会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下主要是垂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水平、契约的市场交易关系。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没有跟得上，主要表现在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发育方面还延续了旧的管理模式，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许多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按民政部的统计，现在有40、50万的社会组织，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在社会组织里面仍然存在着官办、官管、官运作这样的情况，尤其大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还是政府的附属物。

　　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要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如果我们的社会组织仍然是官办、官管、官运作，那交出去和自己拿的一样，这就造成大量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利益群体分化以后，这些利益的冲突得不到自协调，都需要政府出来干预。

　　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劳资关系，这一点在会前这位国外的专家还跟我谈到，中国的劳资关系是不是比较紧张。这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会组织的发育，工会职能的转变和雇主组织的发育，以及雇主组织的健全都是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运行的基本的社会的构架和基本运行的规则，缺少了这些规则，我们政府只好直接干预企业的劳资关系。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对于社会组织的改革，近期在深圳在这方面放宽了，对社会组织管理放宽了。这些方面如果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使社会的自协调机制加以增长，同时在收入分配方面又使得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实惠，提高他们的购买和消费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表述自己合法要求的、合法诉求的，都可以合理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来闹事呢？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由于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