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的“四五运动”，表达了民众对无序暴力的革命形式的反感；进入80年代的校园竞选，启发了民众要通过竞选的方式来参与政治

　　“文革”对后来的社会运动有何影响和启示？

　　章立凡：

　　1976年的“四五运动”，形式上是悼念周恩来，”文革”实际上是老百姓对于”文革”这种无序的暴力的革命形式的反感。中国的革命的概念，经历过”文革”以后，革命就算走到头了。

　　革命这一套实际上把自己的命给革了。今后至少作为统治者来讲不敢玩革命这东西了，老百姓也不会轻易玩革命这种东西。00：21吕思勉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说社会革命不宜与政治革命同步进行。这里的社会革命指的是社会变革。孙中山是搞什么？就是要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孙中山这套失败了。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这套，也是政治革命完了就搞社会革命，几乎同步进行，他们两位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断革命论者。但不断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做法被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四五运动”等于是对”文革”这种专以破坏秩序为目标的社会变革的一次否定。

　　进入80年代，有哪些公民意识的标志性的事件？

　　章立凡：

　　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80年的校园竞选。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之前的亢奋多少有受鼓动的感觉。从孙中山主张民族革命，到后来接受苏俄这套也是要搞革命，然后国共两党也都是革命党，这两革命党先后统治中国一个世纪。这种后果造成国人对政治过度关心。其实一般社会，老百姓不会过分关心政治。虽然有社会责任感，有公民意识，但是用不着随时随地去上街去游行去表达。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民意选举就表达了。但是由于中国民选老缺失，造成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缓冲，一旦有矛盾，就会直接对抗。还有，因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经济社会也正常不了，分配就没法公平，这种情况就造成社会冲突。所以我注意，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缺陷，就是过多的政治热情，但这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必要的。像80年校园竞选，这批人物，现在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商界，有的在政界，这都是当时的大学生。他们其实是在学校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但是这个事情很有意义。1949年见证到1980年，30年间民意代表都没有真正的通过一种竞选的方式产生。基本就是执政党提名，大家画圈。像我，一般选票我都从后面的人圈起，把前面的人空掉不选。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但是我想排在后面的可能是不打算让他选上的。所以我就这样行使我的权利。基本上，选民和民意代表是没有什么沟通和互动的。

　　当年有件事，百货大楼有个人叫张秉贵，他就是一个劳动模范。我记得80年代有一年，有几个选民说要见他，要跟他谈谈我们选民的意见，然后张秉贵不见，选民说你不能不见，他说我已经被内定为全国人大代表了。当然他本人并不是不好的人，但他确实不具备当民意代表的素质。但这么几十年来我们就安排了这么一批人。从第一届做起做到现在的申纪兰，她每次都投赞成票，而且以这个为荣。这样的代表实际上没有代表性。80年的竞选虽然只是区级的选举，但它产生了效应。大家意识到，我要通过竞选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我要当民意代表来代表大家的意见。所以他们有竞选演说，有集会，有竞争，最后有人当选了。这个方式后来在学生会等等也实行。而且那时候没钱，买票在80年选举都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