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银行业把外国人一天到晚所要关注的东西学来了之后，西方银行业却把这些东西都忘记了

　　我以前在新侨主导了深发展的收购，今年又把深发展出让给平安保险。整个深发展的改造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我们的利润从04年的4000万美元到09年的7400万美元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最大的跃进就是我们的不良率从11.4%降到了0.63%，在这段时间。我们和国有银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改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的支持，没有不良资产剥离的过程。不过，我在这儿不应该讲深发展的事情，给的任务是评论一下刚才胡董事长和王总经理谈到交通银行和汇丰银行之间的合作，我想这个合作恐怕是一个典范，整个中国银行业在过去五六年体制改革、银行业的改革中一个很好的典范。我就想就这个中国银行业过去五六年的改革做一点评论，也是从刚才两位谈话中引申过来的。

　　我记得在04、05年中国银行业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那时候国家已经出了很多的资金来剥离了这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开始改制。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引进外资，但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在国际市场上是普遍受到质疑，为什么受到质疑？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银行体制当中存在着大量不良资产，由于国家的注资，才使得这些银行得以把不良资产从自己的资产中剥离出来，当时国际市场有一个疑问，今天你的资产负债表是干净了，干净的原因是把以前所积累的那些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了，但是昨天的不良率还是30%、40%这样的天文数字，今天可以剥离出去，怎样能保证今后不会再继续产生不良资产？

　　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业要想一想是一个很好做的生意，由于有利率的监管，所以我们这个息差，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差别是监管确定下来的，不能改变的，有国家的保护，贷款利率不能低过某个限度基准利率，存款的利率不能高过某个利率，息差有所保证，不管竞争多么激烈，得到息差利润有所保证，只要不把不良资产制造出来，不把钱扔出去可以赚钱。当时大家关注能否保证在不良资产剥离之后以后不再继续产生不良资产。

　　引进外资，中国银行引进外资一般情况下外资没有控制权，我们深发展是一个例外，我们作为外资对它有控制权，但是像交行等其他几家大行，外资是少数的控制者，这时候改制成功市场上有普遍的质疑。当初投入中国改革的几大投资者都赚了大钱，于是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桩公案，有人提出被贱卖，我可以说绝对没有贱卖。

　　当初投深发展，因为不良率特别高，由于有很多问题，那个银行无人问津。今天都觉得中国的银行很有吸引力，当时很多人都是裹足不前，当时对这些国有银行是否能改革成功有很大的疑问。

　　04年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否会成功》，当初得出一个结论，我认为改革能够成功，持审慎的乐观。尽管中国银行的改革在引进外资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让外资控股，除了极为例外的情况，除了我们的银行，其他的都是被动投资者。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国际市场有普遍的质疑，我是基于这种看法。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国银行香港的独立董事，还是审计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参与到中国银行香港体制的改革当中，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当时收购并控制了韩国的一个银行，叫做韩国第一银行，是在2000年收购并控制的银行，那个银行用五年时间做了非常根本的改造，当时我的体会，在韩国外资的进入实际上韩国的市场是普遍不欢迎的，韩国的民众一般也是不欢迎的，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国家，到了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的银行有很多都破产，很多陷入困境，这时候把外资引进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

　　中国的银行体制完全不同，因为中国不缺资本金，在04、05年不缺资本金，国家剥离不良资产，注资都显示出中国不缺资本金。如果中国不缺资本金，为什么要把外资银行带进来，为什么要引入外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是要借他山之石，也就是把国外的技术、管理方法，就像刚才胡董事长讲的，不光是引资还要引智、引制，智力和体制都要引进来，把技术和风险管理方法引进来，有学习的心态，把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管对方是否有控制权，把好的东西拿为己用。

　　过去的四五年，显然就证明，中国的银行确实是这么做的，把国外的经验、把国外的技术、把国外的管理，把国外的风险管理等等都借鉴进来，使得自己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中国的银行界把外国人一天到晚所要关注的东西学来了之后，西方的银行却把这些东西都忘记了，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的银行体制非常健康，美国和西方的银行体制变得非常脆弱，把自己教给别人的东西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