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和通胀两个渠道来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是中美利益协调的更佳方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当中国试图改变经济结构之时，当中国经济在发展之时，我想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方式将会发生变化，将更加依赖我们所说的间接的控制方式。随着经济变得愈加复杂，政府介入经济的难度也加大。所以需要更多依赖其他方面发展经济，比如鼓励发展绿色经济。我认为我们必须征收较高的碳税，征税的同时将资源分配给公共投资，以改善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并且要给省市等基层政府制造一种强烈的激励，即鼓励他们发展更加绿色的经济。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推进政治改革的另一个做法，是经济发展要更加去中心化。这需要加强中小企业的作用，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金融体系。这不存在最优模式，大家都想参照美国的金融体系，其实美国的模式并不好。金融体系的功能应该是分配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提供低成本的电子支付系统，控制风险等等。在理念上，我们都了解金融体系的职责，但我们知道美国的体系有多糟糕，不仅仅在过去，而且现在仍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中国正面临这样的机遇，即试图发展一个有助于经济转型的金融系统，以及发展去中心化的经济，继续推进政治改革。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急务是对通胀的担忧，而这部分涉及到汇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确实通过通胀在进行调整。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是，调整实际汇率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我们要清楚地明白，大家对汇率调整的关注点有些错位。这（过去的指责）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全球不平衡没有得到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会改变。而美国会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那么它的贸易逆差可能会更严重。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需要做出平衡。中国要知道汇率的确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并没有异常地高于企业储蓄，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储蓄过高，大概是其他国家企业储蓄的两倍。部分原因是汇率造成的，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汇率密切相关。

　　我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是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和通胀两方面来实现的，这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升值方式。我认为这样一种组合方式，是G2（中美两国）协调的更好方式。如果两国真的想达成共识，倒不如来讨论这种方式，因为这确实算是一场零和游戏。

　　中美要在增长战略上达成一致，双方在一系列结构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比如都要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我认为两国都会成为全球增长策略的一部分。如果全球经济增长强劲，那么汇率调整会容易得多。我不认为汇率调整会带来增长，而是增长会引发汇率调整。所以我认为需要放弃这种讨论的框架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