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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招投标猫腻起底

财新记者 李涛 实习记者 王申璐 2011年03月01日 08:33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采用国际流行招标方式,增加交易市场主体,或可减少舞弊

采用国际流行招标方式,增加交易市场主体,或可减少舞弊

  去年年底,财政部国库司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张锐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张锐出事了,这让很多和张锐有国债招标业务往来的机构很紧张。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张锐案发,正是因为他在国债招标发行中,违规向市场成员“提前泄露投标价格和相应数量”。就此,国债招投标过程中的猫腻和硕鼠浮出水面。

  就在双规之前的两个月,张锐刚刚通过竞聘升职为国库司支付中心副主任,此前,他一直在财政部司国债发行兑付管理处,负责国债的发行和兑付。那么,在国债招标过程中有怎样的利益空间呢?

  《新世纪》周刊金融新闻部主任李涛:混合招标呢就是确立一个中间的值,招标区间,这和荷兰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价低者得,你的招标价格是所有机构当中最低价格,这样呢你就是得标了。

  李涛,《新世纪》周刊金融新闻部主任,长期从事银行、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改革报道,代表作有“银改元年尽职调查”、“人民币出境”、“博弈信贷政策”。

  《新世纪》周刊金融新闻部主任李涛:所以在混合式招标中,如果招标机构事先知道招标区间和相应的数量,它就会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会相应地投一个很低的价格来挤出其他机构。这样相应的,国债的招标成本就提高了。因为你猜中了财政部的招标区间的话,你是以一个对机构本身相对优惠的价格来拿到了这个标的,但财政部的意愿就落空了。因为它还是希望以比较高的利率和比较高的价格来发行的,但是如果这个机构得逞的话,它的招标成本就提高了,相应地造成了国家损失。

  按照央行的相关规定,招标过程中发行人和相关的各方不得泄露其投标情况,发行时间内债券发行现场的任何人员均不得擅自离场,不得对外泄露债券的投标信息,必须关闭对外联系的一切通讯工具。看起来一幅严防死守的架势,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舞弊过程中,张锐竟然采用的最土的办法,发短信。

  长江商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周春生:之所以他用这个工具,是因为他能够传播内部信息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看到招投标的过程一个小时左右,他必须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而在招投标开始之前,其实他也没有相应的信息。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金融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商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周春生:所以如果牵涉到其他的招投标,泄密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有很多标书、各种信息,相关的主管机构和责任人都可以得到,当然不需要用手机,就可以面谈了,更没有证据了。所以张锐除了手机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因为你必须在可能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内要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你不可能用电脑,更不可能跟人面谈。

  看起来非常严格的规定,除了让张锐不能用更隐秘的手段,被迫用手机发短信这种土办法传递招标信息外,似乎对张锐的舞弊行为没有什么阻碍。问题出在哪里呢?

  通常国债投标发行现场,只有发行人和央行金融市场司派的监督人员进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债券发行室,中债登的工作人员只在发行现场投标前和投标结束后进入债券发行室,提供系统的技术支持;而且在发行室内,手机信息被屏蔽,对外联系只能通过一部专用的录音电话。

  《新世纪》周刊金融新闻部主任李涛:这个机制还有第三方的监督,就是央行的中债登公司来全程操作。但是机构都认为财政部是国债发行过程中最强势的发行人,游戏规则和形式的准则都是它说了算。张锐作为财政部发行人的代表,他在发行室中,虽然信息是屏蔽的,但他出去发短信别人也不敢说什么。因为招标分为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是确立招标区间,他知道区间和数量之后出去给机构发个短信,机构再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机构就钻了个空子。

  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本来是被监督对象,为什么反而成为整个环节中最强势的人了呢?

  长江商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周春生: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张锐代表的是主管机构,他又是主管机构相当职能的主管领导。当然这个规定就是他们制定的,针对的不是我要监督我财政部的领导,主要针对的是参与机构。你机构来参与竞投标,中途要出去是不允许的,那如果是领导进来视察一下再出去,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起异议或者有微辞。

  张锐的同事评价他为人低调,行事谨慎。他为什么会参与这个舞弊行为呢?在李涛看来,张锐在国债发行的负责岗位上一待十二年之久,诱惑自然很多。反腐败,不是靠个人的修为,更应该靠机制。

  从1996年开始,财政部逐步地以市场化招标的方式来发行国债。2004年后,在 “荷兰式”和“美国式”基础上发展出的混合式招标方式,逐渐成为中国记账式国债发行的主要方式。李涛认为,虽然三种招标方式各有利弊,但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还是美国式招标,那是更为市场化的招标方式。同时,扩大国债的交易群体也有利于减少舞弊。

  《新世纪》周刊金融新闻部主任李涛:因为现在国债都是大机构在做,后来逐渐有些小机构参与进来,基本上还是一些机构在做,个人是不能直接参与的。一些非金融机构也是很少能够参与进来,如果它们都参与进来,这个市场就活跃了,陈本就降低了。其实也形成了一个较为良性的全体互相监督的这么一个机制,因为这次舞弊案也是有同业举报才促成了这个案件被揭发。那么交易群体更多以后,监督的范围就更大了,相应成本也降低了。财政部作为国债发行人,何乐而不为呢?

  李涛告诉我,在张锐被双规之后,很多大机构的反应很值得回味。很多大机构都认为张锐会牵涉到自己。尽管现在能落实的只有内蒙古当地的一家城商行,但很多机构还是人人自危,这说明张锐的个案在行业内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张锐一个人触网,能否引发对国债招投标制度的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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