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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看中国经济的远虑近忧

记者 李增新 于海荣 张岚 实习记者 张柏源 2011年07月19日 07:27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新一届国际经济学年会对中国经济谨慎乐观

新一届国际经济学年会对中国经济谨慎乐观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个数据,非常直观的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现状。那就是二季度9.5%的经济增速和6月份6.5%的CPI。表面上看,保持增长和控制通胀的平衡术,中国用的很好。但在最新一届的国际经济学年会上,从央行官员到经济学家,都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前景谨慎乐观的态度。同时他们也在谈论,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能够减弱风险、增加实力。毕竟,没有哪个宏图盛世是必然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非常慎重地考虑过货币政策目标的问题,最终决定不能采用单一政策目标。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曾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局长等职,这位学者出身的官员在学界和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因此,在中国我们瞄准四大政策目标:低通胀、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账户平衡。

  2011年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这位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职的中国央行行长深刻地体会到,治理中国通胀的复杂性。因为机制设计的原因,中国无法像很多成熟市场国家那样,把管理通胀作为央行的第一要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单一政策目标发挥积极作用,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顺畅的。其二,是国际收支账户依据外汇来管理并实现平衡。

  周小川口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简言之就是央行通过调节利率,对投资产生刺激或者抑制作用,最终影响增长和就业。但这种传导机制在中国并不完全通畅,而是受到各种条件制约,其中就包括存贷利率上下限的管理。而国际收支平衡因为涉及外汇管制,更加离不开央行的市场操作。

  如果说机制设计的软肋,让央行的通胀管理政策和实际回收流动性的效果之间,出现了差距。那么我们希望,制度的设计者可以通过逐步取消限制来打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尽可能快地消减通胀风险。

  伴随着通胀的步步攀升,一次次的加息和银行信贷收紧政策,对中国企业的现金流形成了巨大考验。这让平日里已经存在的信贷歧视突出地显露出来。在民营企业丛生的浙江、广东等地,中小企业经历了又一次融资难题。这种困境,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主席,《比较》主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和世纪之交数百万乡镇企业私有化之外,吴老并没有看到市场力量的持续成长。相反的,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国进民退”的现象正在蔓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从本世纪初开始,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近年来在中国的政界和学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半市场半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应结束,政府控制是否应加强。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成功?有的观点认为,受益于国有经济的主导,特别是强有力的政府管制。对于这种观点,吴敬琏表示,这种增长模式大量消耗资源和投资,无法长期持续。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正是来源于市场化的改革,来源于解除管制后,民间社会迸发的巨大活力。手中把握着资源支配权的各级政府,免不了成为权力寻租的牺牲品。

  2009年,中国大陆廉洁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79位。比2008年下降了7位,比2007年下降了9位。在不断恶化的反腐环境中,也出现了积极的动向。2009年,中纪委、最高检的电话、网络举报相继问世,虽然在开通之处,因为访问量过多,这些渠道不得不暂时关闭,但更多的举报、监督途径进入反腐作战中来,已是大势所趋。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社会问题,不平等、不正义、污染环境等等,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和GDP增长有矛盾。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可做教授、IMF和世行访问学者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有许多和GDP增长不直接相关,有许多是间接相关,然后有许多还触动利益,触动很多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区竞争还能不能起作用,答案是不能。

  许成钢给这种以地区竞争为特色的体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以GDP为指标,来激励地方政府解决发展问题。原因是GDP作为市场活动的总结,不会出现采用其他指标造成的社会混乱。但是当GDP这个指标不再能够反映经济生活时,唯一的途径就是打破原有的体制。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就是为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我们现有的体制,我把它叫做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它必须要从基本上改变。当这个国家非常贫穷的时候,当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非常的贫穷,就是要增加GDP,这个时候在这个体制下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的国家开始进入低等的中收入国家的状态的时候,大量的问题超出了GDP的范围以后,这个体制没有办法解决。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人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是因为改革而造成的社会动荡。许成钢给出了两条建议,他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经济的稳定和持续。第一条是保证人身财产安全,第二条是用法治来取代地区权威主义体制。

  许成钢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参与会议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强烈的体制转型的痕迹。相比起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问题不仅更大,而且更复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看中国的未来会很复杂,和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相比要复杂。诚然这些国家都有相似点,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不同。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教于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世界顶尖学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这不会改变经济的基本规律,但是会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减缓时间点的估计。三个不同点:一是规模,二是开放程度,三是制度。

  按照钱颖一的估算,以购买力平价为指标,中国可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条道路并非是必然的。很多国家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也有韩国、中国台湾这样的例外,但谁也没有这个自信来打赌,赌自己不会沦陷。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作为一个带有中央计划遗产的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比其他东亚经济体有更多的政府干预,体制转型尚未完成,财政、金融、资本市场都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改革停止,甚至后退。细节就不说了,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制度也很重要,目前结构调整推迟,从消费、能源、出口,均是如此。这是很多官员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从模仿到创新缓慢转变。这个和制度关系很大,同时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维持社会稳定对中国增长很重要,但维护的成本在不断提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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