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大家好，欢迎收看影音纪事。今年10月10 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无论是首倡民主共和的理念，还是催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辛亥革命影响深远。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认识、如何纪念辛亥革命？如何总结、反思我们的百年历程，从而去开辟我们的未来？这是今天国人不断思考的问题。

　　1911年10月10日之夜，武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并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近年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对其从认识到观念也不断深化，从而使得人们对这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可辨，并从这段历史中进一步思索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得失成败。

　　财新《中国改革》副总编 杨哲宇:我觉得在认识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一套传统的话语体系，而现在人们力求打破这套话语体系。传统的话语体系是什么呢？就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失败了，然后，后人又推动了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现在的制度做了一套非常合理化的辩解。现在，特别是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以后，对这套话语体系是有反思的。这个反思的基础是建立在还原历史真实这个基础上的。

　　最近一套规模非常宏大的《中华民国史》完成了，它这套史是跨越了几十年来编纂的。后面的几十卷我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就我翻过的前多少卷的内容来讲，是非常好的，还原了很多历史的真实。

　　归结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对待一个历史事件，对它的认识的基础是真实地还原它，再在这个基础上提炼出各种认识框架。而不是颠倒，就是说先有什么观念，然后让史实去削足适履。

　　杨哲宇认为，纪念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点是继承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共和。

　　财新《中国改革》副总编 杨哲宇: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它翻译成英文就是Republic of China, 共和这个词天然地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一个至今被翻译界所称道的译法，就是直接把它对应于林肯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时间过去了100年，当年的中华民国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对比现在呢，让人有很多感慨。在一定程度上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这么多年，民主在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很茁壮地成长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播下了一粒种子，在不断地生根发芽。这个我想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特别赞同马克思的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它的民主的理念，是一个早产儿，它的经济基础并不具备。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民营经济已经迅猛发展起来，它在中国GDP所占比例也早就超过了50%，当然根据各种(统计）口径的不同，这个数字有所变化，但无疑的是它为中国社会多元化、 政治民主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首倡民主共和的理念，而经济上也催生了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20世纪的中国经济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清末新政时候，中国民族的工矿业以15%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十年，中国工业是以13.8%的幅度增长,而且一直到1936年以前，经济都是在比较快地发展。1928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到抗日战争以前，很多史学家称之为“黄金十年”，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里面秘密在哪里？过去很多人歌颂国民党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但是没有注意到北洋政府时代，中国经济辉煌成就。主要原因是已经有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另外，中央政府自从袁世凯去世后，比较薄弱力量不强，所以整个市场、社会是自由化的。

　　最近30年的成就不过是回归历史，不是回归到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而是回归到清末新政期间到北洋政府期间的那样一种状况。

　　牢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今天，当我们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回顾我们走过的百年历程，我们需要思考，历史上有哪些经验值得汲取？有哪些教训需要引以为戒？

　　财新《中国改革》副主编 杨哲宇:就是面对我们中国当下，与当年特别相似的某一些问题，那我们应该吸取当年哪些有益的经验，避免哪些教训，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在有些经济自由化程度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后来的政府甚至不如北洋政府时代。如果我们去正视历史的话，我们的公司法，以及一系列的工商法，都是在北洋政府时期通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近代史学者 章立凡：近现代中国有三次“国进民退”的过程，我们现在又遭遇第四次，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目前到底有没有发生国进民退。

　　从清末搞铁路国有，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搞国营为中心，到共和国年代搞对资改造，这三次实际后果都是很不好的。第一次是大清灭亡，第二次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政权垮台，第三次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搞大跃进嘛。这三次的共同特点就是权力和财富过于集中，这种情况就是，要办好事可能办得很好，要办坏事就糟得不能再糟。这种情况从传统上讲，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垄断的逻辑。我们历代的政府都是“治水政府”，从大禹时代就是搞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就是民间搞不了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思想叫“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治水政府”。我们回顾实际上五六十年代我们搞的也是这一套，到“文革”结束，确实没有办法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了，所以就要松绑了，换个方式。

　　章立凡认为，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中国大致上有过三个社会契约，一个是民国成立时候的《临时约法》，一个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三个是一个不成文的改革开放。现在到了签订第四个社会契约的时候了。社会的矛盾这么尖锐，政府应该拿出一套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来。

　　主持：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曾经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再来回首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我们不应仅仅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应当好好珍惜它留给我们的这笔宝贵遗产，勇敢地去面对我们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将民主、共和的理念发扬光大，从而去完成先贤们未尽的事业。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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