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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界激辩《著作权法》修改

短视频 2012年04月17日 12:59

修订草案中录音法定许可和延伸性集体管理等内容引发广泛讨论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发出通知,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草案中录音法定许可和延伸性集体管理等新内容引发了音乐界人士广泛讨论。

  草案第46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草案公布后,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率先在微博中呼吁:“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 李广平拿旭日阳刚翻唱《春天里》的事件举例,他在微博中指出: “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3个月后,我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儿说理去?!”

  不过,据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介绍,这一备受争议的录音法定许可,并不是草案中的新规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  刘平:

  新著作权法(草案)第46条所规定的录音法定许可制度不是新创设的制度,是现存著作权法第39条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的制度。同时这个录音法定许可制度是国际著作权法的立法通例,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除了录音法定许可制度本身外,其3个月的期限设置也备受音乐人质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上指出:“一首新歌在3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

  但音著协认为,3个月的新规定,恰恰是加强了对音乐人的保护。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  刘平:

  现有著作权法理论上第二天就可以,同样是法定许可,同样是不经过音乐版权人同意就可以翻录。仅就这一点,这3个月的强制保护期就是一个加强保护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会给唱片公司带来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据了解,其他国家著作权法律中对录音法定许可的制度安排,并没有3个月的期限规定,针对3个月是否合理的问题,专家认为应当交由现实来检验。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  费安玲:

  一个国家的法律,首先应该有“民族性”,而不是“国际惯例性”。中国音乐作品的利用有一些我们自己面临的法律问题。我们要围绕这些问题去进行解决。比如说设定这个(3个月的)时间,第一到底是否合适,第二设定时间多长比较合宜。(需要)定量化的,有一些抽样的数量分析。

  面对业界争论,唱工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近日召开媒体通气会,建议将第46条中的3个月改为3年。4月13日,音著协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正式更改协会已提交的‘修法意见’,要求删除草案第46及48条。”

  除了录音法定许可,另一个让音乐人着急的是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新规定。近日,高晓松、张楚等人联合起草“音乐人联名发起书”,号召集体抵制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众多知名音乐人在发起书上签字。

  音乐人 高晓松:

  整个版权环境是空前的恶劣。尤其在这个时候行业的团结就更加珍贵,大家知道最近公布的新的著作权法草案有关音乐的部分,严重地剥夺了我们对自己的作品对自己唱片的处置权和定价权,我们作为公民,唱片作品是我们的财产,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唯一的财产,如果对这个财产的处置权都被剥夺掉的话,那我们不但作为音乐人,作为歌手,就是作为公民我们都是不公平的。

  高晓松提到的处置权和定价权被剥夺,指的是草案第60条和第70条新引入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集体管理制度,这也是相关争论最为集中的焦点。

  面对争议,作为集体管理组织机构之一的音著协发表声明表示:“延伸性集体管理,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一种重要模式。此规定大大增强了权利行使时的可操作性,不但使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让相关使用者从纠结于守法与侵权的两难之境解脱出来。”

  但音乐人对音著协的说法并不领情,因为按照这个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该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该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高晓松在微博上发问:“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

  音乐人  高晓松:

  在座的我们大家都是江湖儿女,我们都是靠自己打拼,自身自灭,从来没有受到行政机关的保护,行政机关甚至连清除盗版这个事情,20年来都没有做到,在这个情况下,今天立法剥夺我们自己对自己唱片的处置权,由行政机关代表我们来处置,我们不知道他们20年来对我们这些自生自灭的江湖儿女做过什么,今天才有权利来要这些权利。

  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CEO  周亚平:

  集体管理组织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垄断性越来越强,法条赋予它了很多权利。它甚至把著作权人的权利都拿来了。版权实际上被著作权管理组织给接管了。

  面对质疑,刘平解释说,因为音乐作品的使用者来自世界各地,如果让作者本人来收取费用的话太过麻烦,按照草案规定,由音著协收取使用费,并及时转付给相关权利人,是比较简便的一种方法。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  刘平:

  国际上都是通过当地的团体实现流转的,没人能比集体管理更合适。因为它有最广泛的权利源,它知道众多作者的联系方式,它跟海外集体管理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立即查找出很多作品的下落、权利人的下落、权利状况。其他任何单位都没有这个能力。

  刘平还强调,无论是现行著作权法还是草案,都明确规定权利人可以自主选择行使权利的方式,延伸性管理并不具有强制性。

  但一些音乐人认为,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收费和分配机制都不够透明,其管理职能不宜得到延伸。

  针对这一质疑,刘平出示了多份音著协报告,表示音著协一直严格按照经过全体会员协商通过的制度进行分配,如权利人有质疑的话,可以随时到协会查询版税明细。音著协2010年报告显示,协会全年业绩为6801万元,进行了6次分配,共计分配金额人民币3963万元。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  刘平:

  人家日本音著协(Jasrac)一年收费达到12亿美金,超过12亿美金一年,我们去年(2011年)最多才涨到了8000万人民币。韩国音著协06年就收到7000万美金了,我们还不如人家一个零头。你说正常吗?这么大规模的商业使用行为,你跟人家不相上下的现有著作权法的规定,但是权利人得到的收益可以说寥寥无几。这可能更多的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的问题,而是公众守法意识的问题。

  据了解,同样作为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集中管理,日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并运行顺畅的使用者付费、集中管理者收费后回馈音乐作品权利人的分配体系,每年征收的音乐使用费除小部分留作运转经费外,绝大部分又反馈到音乐创作者手中。

  面对处于争议中心的音著协,有专家指出,其在收费管理和会员权益维护上还不够透明,缺乏竞争机制,是音著协广受音乐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

  比如他们收了钱之后如果没有及时地发放出去的话,那它存在银行里面,它自己本身靠利息就可以过得特别好。像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关注了。

  肯定是著作权人要在这里面成为一个会员,甚至要成为这个组织当中很重要的代表,制定决策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者甚至是参与决策,否则的话就是任意代表、取而代之了,那就不是委托代理的关系了,那就变成内部人控制的关系了。这就是中介组织的治理结构上它就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  李明德(电话录音采访):

  应当引入竞争机制。怎么引入,第一尽管词曲作者把权利交给了音著协,音著协可以接受,但是词曲作者自己可以再去发放许可,再去收取费用。那么还有比如说像音著协这样的组织,可以有两个到三个,形成一种竞争机制,更好地为权利人服务。

  财新网据新华社报道  

责任编辑:吴鹏 | 版面编辑:李禹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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