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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垃圾困局(下)

财经大广角 2012年04月25日 08:14 财新记者 龙周园 王晓庆

政府决策要更加透明,要更积极地回应公众参与

  在江苏海安和北京西二旗的事件中,政府往往是关起门来做决策,这就让居民非常担心垃圾处理厂会变成潘多拉的魔盒,对健康产生危害。他们的抵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与决策权。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垃圾问题更广阔的图景。北京阿苏卫地区的居民黄小山,从反对焚烧走向了垃圾分类。“焚烧派”官员王维平和居民的关系则是从水火不容转变为握手言和。这些故事折射出,“参与”和“合作”的良性互动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记者 龙周园:

  我身后是北京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2009年,这附近的居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焚烧”运动,致使项目暂停。近年来,像这样的“邻避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放慢了政府修建焚烧厂的步伐。但“建与不建”、“焚烧与否”,只是问题的表象。在阿苏卫事件中,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思路。

  2009年9月,在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散步”活动中,包括“领头人”黄小山在内的数位业主被拘留。那时,被业主视为“主烧派”代表的,是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

  以前就是紧上弓弦,就是示威游行抗议,后来我感觉应该沟通。所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演播室里面,我们就见面了。在此前我们每个人都接到一个信封,里边是一颗子弹。

  王维平与“反焚烧”的居民代表黄小山,原本以为那次节目是狭路相逢,但不经意间的对话,让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结果。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

  我建议政府组团出国看一看,什么是垃圾焚烧,看完了以后回来再反对不迟。到了日本了,小山就表示,哦!焚烧是这么一情况,原来被妖魔化了、被误解了。

  环保人士 黄小山:

  我们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那么我现在改变,我也要妥协。垃圾焚烧厂我们认为可能是不得不建了,那我们妥协什么?我们要求政府,你非要建可以,第一、你要立法,第二、你在焚烧之前要搞垃圾分类,第三、你要接受我们老百姓的监督。我们提出这些条件,其实算是我们的一种妥协。

  在阿苏卫的样本中,政府代表与公民代表因对话而发生转变。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选择放弃律师职业,一头扎进垃圾分类的研究与实践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他在北京昌平的一个别墅社区附近,设计建设了一座小型垃圾分类处理站——“绿房子”。按照他的设想,“绿房子”能辐射附近两个社区、近2000户居民的日常垃圾处理。

  环保人士 黄小山:

  那么绿房子的概念是什么?好,现在依然产生2吨垃圾,但这2吨垃圾在运输车拉走之前会全部进入绿房子,经过绿房子的干湿分类和对湿垃圾和干垃圾的预处理。

  环保人士 黄小山:

  等于垃圾进去以后,这些叶片会把垃圾往前推。推到最前端有强力的弹簧,等于这边推,那边挤,就造成了垃圾在里面,就跟挤水一样。

  环保人士 黄小山:

  因为我们到日本看了,人家扔到炉子里的东西跟我们扔到炉子里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垃圾说句实话是不适合焚烧的 ,因为我们厨余垃圾占了三分之二,而厨余垃圾的含水率都在70%以上。小学生都知道水火不容,那么你烧的东西都是水,你怎么烧呢?

  为了提高脱水效率,黄小山的团队正在研发第三代脱水粉碎设备。黄小山说,如果“绿房子”能顺利运作起来,这个社区每天2吨的垃圾量就可以实现大瘦身。

  环保人士 黄小山:

  就这桶垃圾,你去拿上亿的设备给它分拣出来,我认为哪个设备都分不清楚了。道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混在一起了,就出不来了。所以在混之前必须得分开,混起来就晚了。这两个垃圾桶我觉得就代表着整个垃圾处理的旧社会的现状,那么我设计的绿房子,就是垃圾的新社会。

  黄小山的愿望是将“绿房子”推广到北京的所有社区。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市政管委的支持,同时,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也看上了“绿房子”。由近百位企业家发起成立的阿拉善基金会正在参与研究“绿房子”的试点。

  记者 龙周园:

  黄小山最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阿拉善基金会的一位地产商会员,计划在自己的一些楼盘进行“绿房子”的落地试点,整个项目则由基金会全额资助。黄小山预计,像这样的一个小型垃圾分类站最快可以在2012年4月底正式出炉。与“绿房子”一样,民间组织在垃圾分类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早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

  2011年底,“民间组织应对垃圾危机交流论坛”: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广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接下来由我代表万科和广州公司来分享一下广州万科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情况。

  民间组织很早就在社区中开展垃圾分类的试点,全国各地的NGO代表经常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来自政府、企业、居民以及物业的代表也受邀参加会议。

  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权 :

  我认为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说垃圾分类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可回收物的分类。这块工作实际上为什么摆了三个桶,大家都觉得这三个桶分完了好像没啥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建设是严重滞后的。

  成都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 何卡明:

  其实垃圾分类是一个全民参与的事情,我们成都市搞垃圾分类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

  到了2010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那就是说它减少了44%。而我们一直在攀升,我们尽管法律上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我们一直在攀升,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垃圾减量化这个工作,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垃圾末端的处理。这个方针、这个方向就是有问题。

  环保人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业博士毕业生毛达,长期关注研究垃圾问题。他认为,垃圾在分类、减量之后,最终还是需要进行末端处理。但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末端处理技术是完美的,只有引入各方观点,才有可能将一种技术的风险降至最低。

  环保人士 毛达:

  越关注末端处理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积极地在推动末端处理技术本身的发展,因为你只有把问题提得更多,你的垃圾焚烧技术才能真正地走向无害化,或者比较有效率。

  江苏海安和北京西二旗的争端,都只是垃圾困局的一个缩影。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各地政府不得不大举兴建焚烧厂,来解决垃圾围城的燃眉之急。而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让政府在解决垃圾问题时,越来越难以忽略公众的呼声,难以绕过公众的参与。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在决策过程当中,必须更加透明,同时更加鼓励公民的广泛参与。感谢收看本期《财经大广角》,再会。

  

责任编辑:周勇 | 版面编辑:冯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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