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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安居城市

实时报道 2012年07月24日 15:48

城乡剪刀差需进一步消除,土地补偿有助农民工转型

  我们来关注农民工。目前,中国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经突破了1亿。和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些农民工希望能在城市定居的强烈意愿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双重挑战。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如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占到了进程务工农民工的六成以上。更好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广的社会接触面让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职业前景有了更多的思考。然而,绝大多数人还是处于一种“脱离了农村又没办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尴尬状态。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可能指望新生代农民工再回到农村种地。韩长赋给出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分到土地;二是早早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务农经验;三是大多数人缺乏回到农村的意愿。韩长赋表示,取消农业税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基本解决,要解决农民工的出路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解决“城乡要素配置剪刀差”。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到底如何,对他们的个人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又什么样的影响,所谓消除城乡要素配置中的“剪刀差”都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来解读这个问题。李先生,您好!前段时间农业部部长给出了这么一句话,新生代农民工回不了农村,那您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回不去农村了还是不愿意回去?

  李国祥:应该来说呢两者兼而有之。整体上来说,至少在目前,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他是不愿意回去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新生代农民工跟老一代的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对农业、农村非常陌生,相反来说对城市、对工业他反而更加熟悉。

  主持人:如果我们的城市和农村有这样巨大的差异,那么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是不是就可以弥补这种差异,还是说只是一厢情愿?

  李国祥:我个人认为他们希望能够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当然他们的期望和他们实际所得到的可能有落差。

  主持人:这样的落差有多大?

  李国祥:应该来说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真正能够和城市人享受到同样福利的是少数。大部分的农民应该还是享受不到城镇的待遇。

  主持人:如果我们要消除这种不公,消除这种歧视的话,比如农业部长说的“城乡要素配置剪刀差”,您怎么看待这个提法?

  李国祥:确实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发展,我们在产品这块市场上已经放开了,基本上城乡都是一体的。所以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消除。但是我们在要素市场上,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金市场。城市应该来说,市场化放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农村采取的则是压抑的政策。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比说土地。在发达国家里,土地是可以作为抵押物,它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财富,一个重要的资产。而我们国家的土地由于是集体所有的,关键问题是市场没有竞争起来,土地不能自由流转,或者说不能长期地流转。价值不能实现,不能抵押。那么如果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了,也是通过行政的手段,国家有规定,(按照)价值的三十倍来给你进行补偿。三十倍补偿之后,就说现在三十倍跨过去了给你两倍,就是给六十倍补偿,那么一亩地也就几万块钱,十万块钱都很难达得到。农村的资本也是这样,农民有资金,如果想存起来,也只能存到银行去,贷款又贷不出来。农村自己搞民间借贷,很多地方都做过违法的。现在有些地方开始试点,在全国来说还没有普遍推广。

  主持人:如果要是城镇扩大化,把农村土地划入城市之中,可以招拍挂,政府可以征收当地土地,进而给农民补偿,这只不过是激活了土地流转市场。那农民拿到了补偿之后,他除了种地,一无所长,这对他有什么用呢?

  李国祥:农民,首先如果他得到了合理的报酬之后,不同的农民肯定有不同的选择。首先他有一个定心丸,基本的生存是有保障的,如果说价值很高的话。现在我们的农村,一亩地被征用以后,或者有要素市场,流转以后,出让以后,如果有几十万,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另一个就是他的启动资金,可以发展相应的不同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年龄不大的农村青年来说,有这份资金他可以学一技之长。从一个主要靠卖苦力的劳动变成一个技工,他的价值可以几倍、几十倍增长。

  主持人:您刚提到了一个城市化率。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原辽阔的国家,城市化率达到多少事比较合理的?因为地是要有人种的。

  李国祥:如果从农业这一块讲呢,我们城市化率越高越好。因为农业不需要那么多人。如果按照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现在有十三、十四亿人口,如果百分之十的话,农村里仍然有上亿的人口。那么这上亿人口呆在农村,城市也有一定的承载力,特别是北方的城市,水资源,交通,承载问题,从农村自身来说,城市化率越高越好。但是城市自身发展来说,(城市化率)也不能太高。

  主持人: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是多少?

  李国祥:50%刚过一点,51.3%。

  主持人:对于中国而言,合理的应该是多少?

  李国祥: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字,我认为合理的应该是70%以上。这样能使城乡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要城市病太重,农村也能保持相对的繁荣。农业效率也有保障,农产品价格也不要太高。这样都平衡了,可能相对比较好。

  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还在不断进行当中,要在这个过程中,保证每个参与者享有自己的合法权益,享有自己应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工群体需要的并不是特殊待遇,而是一视同仁。

  

版面编辑:李禹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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