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1年9月21日下午，温州信泰集团门口聚集了大批工人。他们听说有着“眼镜大王”之称的信泰老板胡福林，欠下10多亿元巨资，已出逃美国。

　　就在胡福林出走的第二天，温州又有9位企业家跑路。9月27日，欠债4亿元的温州商人沈奎安跳楼身亡。在过去半年里，温州几十家企业老板或失踪或跑路，一场金融风波愈演愈烈。温州，人心惶惶。

　　温州商人 胡福林：

　　温州，都是靠民间的钱做生意，一个人出问题 周边的亲戚朋友都出问题。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温州调研考察。半年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成立。

　　2012年7月9日，温州首发民间借贷利率指数。这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布的民间借贷利率指数。一直以来身处地下的温州民间金融开始阳光化。

　　曾经领跑中国经济的温州，又再次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探路者。

　　经济学家 吴敬琏：

　　会有一些好处，但我还是寄望于今后的全面改革。

　　经济学家 茅于轼：

　　民间金融最根本的问题是，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一）

　　温州解放北路83号，在中国的经济史上有着一席之地。1979年，中国第一个个体户就出现在这里，她就是当年只有19岁的章华妹。

　　温州商人 章华妹：

　　家门口摆个桌面这么大的摊，放手表带、针线，要偷偷的。那时温州有个打击投机倒把，他们来了，我们就端进去，一天几毛钱，那时工资也很低，已经很好了，一天一个家庭1块钱就可以。

　　当时的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百业凋敝。温州又地接福建，被列为台海备战的前线城市，经济冷清而落寞。然而早在南宋时，温州已被辟为通商口岸，且以手工业发达着称。章华妹的父亲在1949年前曾经营布匹生意。当生活的压力越来越沉重，章家想到了重操旧业。

　　温州商人 章华妹：

　　家庭困难 兄弟姐妹多 7个，我是老小，爸爸妈妈上班，哥哥嫂子有自己家庭，下面好几个兄弟没娶老婆，姐姐没嫁出去。

　　好在偷偷摸摸的日子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后，新成立的温州市工商管理局找到了章华妹。

　　温州商人 章华妹：

　　工商会过来说，你们要去领一个执照，领了一个不用这么害怕了。当时也有人有顾虑，有了这个证会怎样，我父亲想，反正你没工作，就去领，是待业青年才可以领，临时工也不行，有工作的就不行，我就是待业的。

　　此时，个体经商在温州已蔚然成风，这让年轻人在清贫的生活中看到了希望。如今在电器业叱咤风云的南存辉，当年是个走街串巷的修鞋匠，但已有着可观的收入。

　　温州商人 南存辉：

　　我大概是13岁那时候就没钱读书了嘛，所以当时就挑起鞋担，养家糊口。当时很难为情的。那个时候，大学生分配的工作，我记得大概28块一个月，我那时候一天最多的时候赚到8块钱，那很容易啊。所以，那个时候就靠勤快，靠负责任。

　　为摆脱贫穷的生活，许多家庭开始以前店后厂的方式经营。但对于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的郑秀康来说，经商却是一个有着远大目标的决定。

　　温州商人 郑秀康：

　　邓小平不有句话讲吗，让一帮人富起来，带动一些人去富。那时对我来讲，当企业领导，能管几百个人，二把手，假如我下去，去做个产业，可能带一批人富起来，可能会比一般工人好一点。

　　几番考察，郑秀康选择了制鞋业。他拿出全部家当——人民币500元，购置工具和材料，并拜师学艺。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40天里做出了人生第一双皮鞋。

　　温州商人 郑秀康：

　　我拿到市场，解放北路，那条街刚改革开放，很多人在家里摆起了摊位。他说我这里可以寄卖的，你这鞋可以现金16块钱给你。我很高兴啊，他们的鞋寄卖都是14块、15块。他对我要求每天最好拿5双鞋给他。一双鞋最起码要4个小时以上，都手工做的。我说2双吧，后来又3双、4双。我速度快了，3个小时能做一双鞋了，一做做15个小时，早上鸡叫的时候才准备歇工歇下来，还没亮的时候要起床，大概睡的时间两三个小时。

　　勤劳与精明，让温州人先于全中国走入市场经济。然而在那个政治方向尚不明确的年代里，这暗藏着深深的危机

　　柬埔寨湄公河畔有一片1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来自温州的商人胡金林计划将这里经营成橡胶园。身为柬埔寨中国商会副会长，胡金林也是一位被载入中国经济史的温州商人。他曾是赫赫有名的“温州电器八大王”之首。三十年前，一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运动，几乎让他命丧黄泉。

　　温州商人 胡金林：

　　当时客户辐射到全国了，十万大军都是温州的，比如一个小木匠在一个工厂，一个厂长说我要个什么，你们温州有，你能否从温州给我弄到。计划经济，他们也不好找下家，而且我给的工资比别的公司高，不知是投机倒把，当时百万富翁是这样出来的

　　1981年，年仅31岁的胡金林，年销售额已达到120万元。但仅仅一年后，麻烦就接踵而来。

　　温州商人 胡金林：

　　政策变了，开始查我，说我税不合理，补税，我补了6万多块钱。

　　很快，胡金林发现自己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路线”。这，似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温州商人 胡金林：

　　中纪委下来一个姓刘的，查我。当时给我戴了帽子投机倒把，找了我几次 ，往政治上靠。我看了，完了，82年逃了，不跑就死了。10个典型，有投机倒把、纵火的、卖淫的、走私的， 我定的是枪毙

　　温州商人 胡金林：

　　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我让朋友买了船票，朋友先给我把行李拿上船，快开我才上。去了上海，上海朋友给我安排好，直达车去了哈尔滨，家里我跟他们说在上海写信给谁，山东给谁，天津给谁，医生说你病重需要住院，我就知道内部通缉了。

　　胡金林带着500斤粮票和2000块钱，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就在他出逃的当天晚上，“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工作组和温州公安，携逮捕令赶到他家，却扑了空。温州乐清县公安局两次对胡金林发出全国通缉令，温州八大王的其它人员则陆续被捕入狱。

　　温州商人 胡金林：

　　火车站、各酒店都通缉了。有天在北京，电话铃一响，派出所说有几张通缉令，我马上走。待在前门广场，天黑才回酒店。离开北京，返回上海。从哈尔滨到吉林到夹皮沟，到北京、夹皮沟，两年没跟家里联系，寄信寄到朋友那。

　　隐姓埋名过了两年，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些微的调整，让胡金林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温州商人 胡金林：

　　十一届三中全会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后来中央一号文件出来了，原来投机倒把的已经放了。中央政策出台了，明确了，从报纸上知道了，一个四年、一个七年，释放了。

　　但是胡金林一回到温州，当地公安就接到消息，立刻将其逮捕归案。被关押在重刑犯的单人监狱里，胡金林万念俱灰，认定自己将被带上刑场。然而，这终究只是命运和他开的一个玩笑，在渡过了66天牢狱生活后，他又被宣布无罪释放。

　　温州商人 胡金林：

　　当时浙江省副省长从杭州到温州，从温州，带人到乐清，又从乐清带人到柳市，38个官员，副省长姓吴的，让我出来干，我说吴省长，你说的话代表法律么？他说政策变了

　　（二）

　　1984年的温州，春潮涌动。这一年元旦发出的中央一号文件，将“疏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列入了农村工作的重点。就在这一年，被起诉投机倒把罪的胡金林逃亡两年后，终得平反。也是在这一年，温州柳市街头，一位年轻的修鞋匠踏上了打造商业王国的道路。

　　温州商人 南存辉：

　　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些拎个包，有些拎个袋，有些跑供销，订合同，有些来买产品，去发货，真的是户户冒烟，村村点火，专业化大生产，我们整个柳市基本上都是电器了。我看到边上都做电器发财，我就动了这个心思，能不能做电器。我父亲当时是坚决反对我，你可不能转行。

　　但是南存辉还是偷偷干上了电器生意。他和三个朋友合伙，在一家算盘厂里摆了一个小柜台。

　　温州商人 南存辉：

　　从最简单的按钮、信号灯开始，第一个月我请了几个伙伴一块，花了很多个通宵，天天工作到3点钟 5点钟。睡一觉，还不能耽误修鞋。一算帐，赚了35块，没有亏，挺好。我说这个东西也可以做的，其它有几个伙伴觉得，一个人10块钱都不到，怎么分啊，所幸他们不干了。后来我修鞋就慢慢的把我妹妹教会，让妹妹修，然后自己一门心思去把电器这块柜台摆好。

　　同样是1984年，在一家国有机械长当副厂长的郑秀康终于辞职下海，专心经营皮鞋生意。凭借在机械厂练就的技术与头脑，郑秀康很快就在皮鞋制造环节搞起了技术革新。

　　温州商人 郑秀康：

　　当时是什么跟呢，大部分都是木头做的，在3公分、5公分的。钉的时候容易裂掉，那怎么办？我感觉做塑料的比较好，会很结实，不会裂掉。跟做好以后，硬都很硬啊，你钉不进去啊，就跟温州有个机械设备的单位，我说你能不能做个东西，他觉得有道理，可以做。他当时要求是1300块钱一台，那时候我给你1500块钱一台，但是做起来的技术专利半年内不能用，就是我的，他同意。一做就成功，速度快多少啊，15秒一只鞋。手工订的话，一只鞋最起码半个小时。

　　装跟机的应用，让郑秀康的产量大大提升。很快，郑家的皮鞋作坊就已雇用了二三十名工人。1985年，国家有了新的政策，允许个体户开办工厂。郑秀康第一时间注册了鸿盛皮鞋厂，以及鸿盛商标。

　　温州商人 郑秀康：

　　当时都没有商标，商标是九几年以后。我当过厂里的领导，感觉我要把自己做好、做长久、能赚钱、安心，老百姓认可我们，必须有商标、厂址、地点、电话号码，就可以沟通，顾客最起码信任你。做到全国去，我到金华、到杭州、到上海，进入商场了，比原来做的更加思路广。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温州封闭，农业产出就很少，不足以维持，通过其它行业发展，是我们温州人的传统。温州老百姓就是有拼搏，吃苦，永嘉文化，遇到改革开放这种体制性释放，民间活力得到激发。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发展，不论体制，还是实际水平，领先于全国，使全国可看可学，成为改革先发地。

　　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理念下，温州私营经济所占比重之高，在中国一时无两。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小商品大市场，精髓和内涵就是充分放手发挥民间的活力，以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作为核心基础，政府放手，温州民营企业率先得到发展，企业家的群体比其它地方更早成熟

　　然而1987年，杭州武林门广场的一把大火，让斗志高昂的温州商人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5000多双温州生产的劣质皮鞋，被付之一炬，影响波及全国市场。温州鞋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温州商人 郑秀康：

　　当时我们条件很困难的，像我们做鞋原材料都是走后门或者其它地方搞过来的，因为你的皮料是有的，牛皮料，真皮的，底也是橡胶的，但是鞋的包头没有皮料，包头要猪皮的，当时猪皮是计划拿不到的，拿不到他用纸板，日本的这些纸板，当时在杭州查出了20几家工厂里面有纸板在里面。

　　温州6000余家制鞋企业被整体牵连，郑秀康的鞋厂也遭遇退货危机。但这次危机也最终成就了郑秀康的产业升级。

　　温州商人 郑秀康：

　　上海华联商场经理找我，当时他叫我郑厂长，说郑厂长你那个鞋要拿回去。我说，我刚才在二楼看到还在卖啊。哎呀，有些人买了之后，看到鞋子，看到是温州鞋，他就不要了，这种现象就多了。他说，你还是在上海搞个联营工厂，牌子就打上海厂了。当时我就找上海厂，一双鞋给他分两毛钱多少钱分给他，他会检查你，我的质量是没问题的，他只是名义上检查，看一看，鞋比原来还更加好卖，而且提升了价格。

　　老话说，居安思危。和上海厂家的贴牌合作持续了一年多，鞋厂的利润虽得到了保障，但郑秀康却对品牌的丧失耿耿于怀。1989年，他在温州第一个引进全自动皮鞋生产线。凭借技术革新和过硬的质量，终于夺回了品牌的阵地。

　　温州商人 郑秀康：

　　他说1万块钱卖给你没问题，但技术问题、质量问题我不保证的，你拿回去看图纸。 我说那没关系，我是机械厂出身的嘛，怕什么呢。这样我们就有了机械化设备流水线了，结果我们做出了女鞋，这个鞋做出来我在上海卖的时候，人家想不到这是温州做的吗，我就打温州牌子啊，觉得肯定是台湾厂、合资厂做的东西。后来我们里面写了三包，温州质量局非常重视，当时温州质量局把我搞个免检：秀康给你个免检，你把温州的牌子打出来，让温州人抬起头来。

　　质量风暴不仅袭击了温州的制鞋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电器业也备受困扰。

　　温州商人 南存辉：

　　大量的企业都是家庭作坊小厂，质量成了一大隐患，经常出现哪里电梯门开了关不了，哪里出问题等等，那个时候确实给全国带来了很多困扰。所以，国家国务院专门为柳市镇发了一个国办29号文件，八部委联合，打击整顿那一批确实没拿到许可证、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我们这一批有许可证的，能够有基础条件做的好的、依法合法生产的，对这些起来要扶持。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下，不断地往前发展。所以，我们做电器，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对我人生来讲是个转折点，对企业的发展应该说质量起了关键作用

　　南存辉和郑秀康的企业都在质量风暴中经受住了考验。时间进入90年代初，当温州商人正盘算着如何谋划宏大的未来时，中国社会却卷入了一场政治讨论——中国经济究竟姓“社”还是姓“资”？

　　温州商人 南存辉：

　　那时候非常困扰，因为还有很多人写信给中央，说温州变了。所以中央也派了很多学者、专家到温州来调研，领导也来看。我们也经常去参加这些学习、汇报，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怕，北京的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地方政府的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发展，他也不敢解开思想放开发展，像我们，赚了点小钱，也小小心心的，也不敢再买设备再扩张。

　　温州商人 南存辉：

　　后来我们国家就在外资的开放上面加大了一些改革力度，假如你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你的项目立项被批准的话，那么建厂房的土地指标就会给你。那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做到一两千万了，蛮大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厂房，我们借厂房、租厂房，就把华侨这些亲戚请过来，你能不能给我投资，能给我投资的话我们一起合作，他出钱我们出力，我们也出钱，我们也干活

　　一场危及改革开放大局的风波，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彻底消散。在这一年，南存辉的中外合资企业正式成立，温州也被国务院批准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商人们又再跃跃欲试，但此时的郑秀康思考的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温州商人 郑秀康：

　　当时你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领衔者，已经有这样的实力，成功了，但是要在国际上能叫响，那就要走到国际。英国的萨齐尔，一个认证机构，有耐克、阿迪达斯，世界的大品牌有100多家是他它的成员，它的产品由它来检测。当时拿我的鞋让它测一下，我把产品送过去，评委说你康奈鞋可以达到80分，对我来讲我走出去就创新了。

　　2000年，郑秀康在法国巴黎开设了第一家皮鞋专卖店，又于第二年6月在意大利罗马开设第二家。如今，郑秀康已拥有近20家海外分店。温州商人也从此开始布局海外，在全球打响了名号。

　　（三）

　　进入20世纪末，温商手中的财富积累开始加速，在资本逐利的天性驱使下，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房地产，曾经开辟中国第一条私人包机航线的温州商人王均瑶，以3.5亿元在上海买入一座烂尾楼，一年后出手，到账10亿5000万元人民币。

　　温州商人 李涛：

　　当时来讲，真的是没人去碰烂尾楼的。温州人是井底之蛙，他没有很开阔的眼界，但是他可贵在哪里，他跳到了井沿上，他一直生存在井底，但是当他跳到井沿上以后 ，他根本不知道哪条是水渠，哪条是公路，哪条是人行道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是很横行直撞。

　　横冲直撞的温州人，如水银泻地般，直捣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业。“温州炒房团”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原已蓄势待发的中国楼市，被炒得风生水起，一年里获利50% 甚至100%的案例，俯拾皆是。

　　温州商人 李涛：

　　他们的行进路线和行进方式，是求快捷方式的，他一定要去求直线的距离，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我去求曲线的距离，他一定是求直线的，求直线的距离带来的是什么，逢山开山，逢水架桥。

　　原本专注小本经营、实业发展的温商，成了炒买炒卖的代名词，除了炒楼 温商还开始炒股、炒煤，闲散的民间资本蠢蠢欲动，钱生钱的生意开始在温州盛行。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潘忠强：

　　这种活动很显然，得我们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温州的小商人文化 ，这种人文精神，特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重生存，轻理想；第二个是重便捷，轻规则；第三个是重血亲，轻人才；第四个是重鸡头，轻凤尾。

　　在快速积累财富的氛围中，民间资本先是由实业向金融转移，最终发展成为高利贷——炒钱。2011年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有24.5%的储户选择“民间借贷”，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而随着近年来货币超发，资产价格暴涨，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温州商人 李涛：

　　没有真正的作为投资，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的，他就是纯粹的为了涨价、赚钱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钱生钱的活动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到温州去看，他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挣快钱，挣了快钱投资移民，走了。

　　然而，这种以高利贷形式出现的民间金融，却也是很多民营企业的救命稻草。在温州甚至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商人的崛起。尽管在当时的政策空间下，民间借贷处境尴尬，甚至没有合法的身份。

　　方培林被称作温州“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1984年，他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那个年代里，钱庄曾经是民间资本的重要投资枢纽，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来源。

　　温州商人 方培林：

　　当时银行不单单是贷款难，存款都难。为什么呢，他是八个小时的工作制，商品经济发展以后，老百姓的这种买卖，到晚上六点七点还在干。我印象很深很深，我们当时有个木材市场，木材市场是露天的，老百姓做买卖，就是晚上钱卖出来，几万块钱放在枕头下睡觉，没有地方存 银行早就关门了，银行在四点钟打烊了。所以我就马上向当地政府提出来，能不能办一家民营金融服务社，也就是像现在的股份制银行，否则叫，村镇银行。当时我要求报批，就批一家民间的金融服务社，组织十来万股金 也搞存贷业务，也可以存款，也可以贷款。想不到当时的镇委书记，叫黄德余，他是老师出身，他的思想比我们更开放。他说培林啊，你如果做股份制银行，目前来讲，你找了几个人一起做，如果人多，意见复杂，可能有风险。我对你进行考察以后，你就在我们钱库这个镇上，办一家私人的，就叫钱庄，我说这个钱庄是国民党的东西，是解放前的。他说个人的就叫钱庄好了。我说我有压力，他说你放心，我镇里给你发文，结果就有钱库镇人民政府，给我发了一个文件，就同意方培林办钱库钱庄。

　　1984年9月25日，凭着一纸温州市钱库镇镇政府的红头文件，方兴钱庄开业了。钱庄承诺24小时营业，其贷款利息虽比银行高出0.3厘，却远不及民间私人借贷的一半。开业第一天，顾客络绎不绝。但第二天 当地国有银行就找上门查封了钱庄，虽然在地方政府的力保下，方兴钱庄很快恢复营业，但却始终无法摆脱非正规经营的阴影。

　　温州商人 方培林：

　　银行不是镇政府可以批的。后来他们又请示了了县里，苍南县委书记当时叫周方权，他批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下不为例。这是县委书记批的。县长刘晓华请工商局给办理执照 ，出问题由县委县政府负责。1986年就有了营业执照，但是又缺一个金融执照，缺一个金融许可证。温州人民银行对这块也很感兴趣，当时有个行长叫应建雄，他专门请示了总行，最后总行有个批复。我印象比较深，是个总行的副行长，叫刘鸿儒，他有个批示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个人不能办银行，也就是说这个金融执照就不好办了。所以说我一直凭着这个工商局的执照做到1989年。所以这个钱庄就整整走过了头尾5年时间。

　　方兴钱庄生意兴隆，一时间仿效者众，大量地下、半地下钱庄在温州涌现，这让方培林感觉到了危机。由于监管缺位，不少私人钱庄卷入集资诈骗案件。方培林害怕出现挤兑，于1989年决定将钱庄关闭。

　　温州商人 方培林：

　　批复的机构很杂。89年是个什么状况，要办一个基金会，农委可以批，工商局可以批 ，甚至工会都可以批，上级主管单位比较乱。我也感觉压力大，肯定会要出事情。后来跟市委书记商量 ，跟董书记探讨，我说老董，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就3个月以内，我把每一笔存款都送到，挨家挨户给他们退去。

　　方培林在温州消声匿迹了10年，其间，中国出台第一部《担保法》，允许在金融借贷行为，由协力厂商为债务人提供信用担保，这让方培林看到了重返金融市场的管道。

　　温州商人 方培林：

　　第三人可以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提供质押，提供抵押，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资金 ，可以为借款人向银行要求贷款的时候提供担保。我找了个银行行长 ，是招行的陈行长，我说陈行长我这两天睡不着觉，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我说我想这么做，我办担保一个公司，我发动老百姓把钱存到你银行，我再找企业向你贷款。我当时在招商银行做1个星期，进来的资金两个多亿，招商银行觉得压力很大。老百姓拿到的0.5，也就说老百姓100万存到银行 ，银行给我三万五，3.5嘛。我跟他有个合同，我跟存单的持有人有个合同，一旦出问题，我全赔。

　　（四）

　　在2011年秋天的那场温州老板“跑路”风波中，胡福林是最引人注目的，从狼狈出逃到高调回归，人们好奇他经受了怎样的债务压力，又将在这场“温州之殇”中如何救赎自己。曾经，胡福林的身上，闪烁的是“温州梦” 的光辉，他将父亲的眼镜作坊打造成温州数一数二的眼镜大商，并创立了自有品牌，他本人还是温州眼镜商会副会长，左右着温州甚至是全中国眼镜行业的风向标。

　　温州商人 胡福林：

　　我们也在转型嘛，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整体眼镜行业的利润也越来越低 ，因为包括我们转型要做品牌，你要产生出利润，还是有个过程，那个利润还没产生，这块利润越来越薄 ，各方面的成本都在增加。

　　胡福林开始涉足高利润产业，如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2008年，他又向银行申请贷款两亿人民币，计划进军光伏太阳能产业，但是这笔贷款虽获得批准，却迟迟未能落实。胡福林用高利贷从民间筹措的启动资金，被迫成了长期贷款。

　　温州商人 胡福林：

　　压力很大，利息开支越来越大，你维持一两个月是可以的，这样一年下来的话很危险。我们这种，温州这种借贷实际上也是属于前期的股东一样，他是看好这个行业借给我 ，只是说还没有进入到法律上的股权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我要付他们欠的借款。

　　2010年国际光伏产业全线飘红，为胡福林带来了6800万元利润的好成绩，他决意扩大投资，将原来的3个光伏生产基地扩大到12个。截至2011年秋天，他在光伏产业上的投入已达6亿人民币，而这笔资金最终也同样来自民间借贷。

　　温州商人 胡福林：

　　当时觉得进入太阳能行业是没错的，因为科技含量又有，利润又有，又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项目，就觉得进入这个行业是对的。资金不断的投入，把产业链做长，想完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样我们的成本竞争优势就有了。按照我们原来布局，想去香港上市嘛

　　那是一个最好的年头，光伏产业的短期获利，刺激胡福林反哺眼镜行业。2011年上半年，他启动了在上海的眼镜连锁项目，然而好运似乎走到了尽头，当年上海30多家门店全线亏损，胡福林的资金周转开始险相环生，更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由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光伏太阳能的主要市场——欧洲，需求骤然萎缩。与此同时，在香港上市的计划遭遇滑铁卢，加之国内银根突然收紧，银行越发惜贷，胡福林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在2011年8月不胫而走，债权人的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有的甚至直接上门讨债。

　　温州商人 胡福林：

　　就是他紧张，问你也要问嘛，我欠他的，他要拿回去，我紧张了拿回去，也正常嘛 。或者人家说你这个礼拜，你能不能还一点，都很正常。逼的你透不过气来的一种感觉，人的压力确实很大，市场又没了，员工工资又要发，我们本来想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反倾销。

　　一个月后，人们发现胡福林已悄悄出走海外，他究竟欠下多少债，有人说15亿，有人说20亿，还有人说更多。3000名职工的工资怎么办？债权人的财产又该怎么办？其实，胡福林已不是温州第一个出逃的企业家。在过去半年里温州已先后有几十家企业老板因资金短缺或失踪或跑路甚至自杀，一场金融风暴在温州平地而起，让全中国为之侧目。人们将目光投向政府，该不该出手救市 又该如何救市，从地方到中央，执政者的智慧在经受考验。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我觉得不能够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救或者不救，把它极端化，要么救，要么不救，不是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轮金融风波它的产生的原因，为什么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在去年下半年发生？因为有整个世界经济大的金融风波的影响，也有这两年我们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温州是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度，要比其它地方高，所以为什么温总理非常重视温州，因为他把温州看做中国市场经济一个指示器、风向标，温州产生的问题可能过一段时间滞后性，在全国其它地方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温州所独有，而是温州表现的更早更典型而已。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不能说好像政府拿这个政府的财政的钱说去堵资金链断裂，这个不可以的，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来说 ，当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怎么来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暴力讨债的，这个就是非法的 ，我就要进行打击、规范讨债的行为。但反过来讲，你这个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你说你跑路，你这也是不守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你跑路，欠债不还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怎么能把跑路的做工作，或者劝你回来，不回来把你逮回来

　　2011年10月10日，在经历了21天艰难的思考后，胡福林终于下决心回到温州。他的回归，被看作温州金融风波的转折点，温州市政府借由对胡福林问题的解决，给动荡的人心打入了一剂镇静剂。

　　温州商人 胡福林：

　　加上我们温州的企业界，特别是王振滔主席，他也跟我沟通，他说胡总这个已经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已经关系到温州企业家整体的信用问题，他说你赶快 。所以说这对我来讲我也非得回来 ，包括政府、陈书记，市里面的政府，也希望政府能早出台一些帮扶政策 ，企业慢慢都会走出困境，所以这一轮政府出手比较及时 。你看我这里，我的办公室，高层管理人员还在上班，还有政府来保护，一点都没少 ，所以这也是个条件，如果我回来都没有了 ，听说有的企业都没了嘛 ，连窗门都被人家拆走了，我这个还好的。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潘忠强：

　　信泰光学 ，他原来企业实际上是停产了，政府给了他一笔扶持基金以后，企业生产正常了，工人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恢复生产以后 ，他工资也领到了，积极性也提高了。为了解决企业的困难，特别是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我们政府当时拿出了十个亿 ，建立这个企业解困扶持基金来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问题。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现在民间因为金融风波以后，民间借贷不活跃了，他借不到了。我政府设立一个转债周转金来填补空缺，在政府的资金有十分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替你周转一下，代替了市场当中缺失的这个链条 、这个环节，同时的话，也把这个讯息透明 ，不要谣言传来传去传的大家人心惶惶，我们索性把这个情况讲清楚。

　　眼下的胡福林虽是焦头烂额，但人们普遍相信他的处境还算乐观，毕竟他的企业在全球积累了500多个合作伙伴，只要能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债务并不难解决，何况他手里还握有220亩工业用地，估值在10亿元左右。而主营业务眼镜的订单也已排到明年。

　　温州商人 胡福林：

　　市政府在政策上支持我，这样我走出困境就会走出来。走出来以后，银行也好，债权人也好，原来如果说破产拍卖的话就不值钱嘛 ，现在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得到一个偿还了。只要把温州人的信用能守住 ，现在能守住这个信用，不要让人觉得我们不负责任 ，我已经很开心了 。至于我自己，那就是已经当零了，把债能还掉，股权到时候我多少，零都可以，我变成职业打工都可以 ，这个根本没去想那个事情。现在我们这么努力去做 ，这么多团队 ，债权人也一起跟我在做，主要就是把企业生存下去，把它盘活，每个人应该把原来的债权收回去 ，对所有的员工 对所有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事情。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这一轮金融风波，可能对我们熟人信用是一个冲击 ，但是对于现在契约信用，应该说也是一个提升一个推动。大家可能今后在民间借贷中，可能会更加规范，更加成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提升我们温州这个信用体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五）

　　林东如今经营着一家中型食品企业。说起去年发生的这场“温州老板跑路风波”，林东颇有感触。17年前创业初期，他也曾有过相同的遭遇。

　　温州商人 林东：

　　往往谁会借你钱，想象一下好了，那个时候银行绝对不会借你这么多钱，借你钱最多的一定是最要好的亲戚、最要好的朋友。失败不仅仅是钱，还有尊严和亲情、尊严，只要你创业成功还能赚的回来，但是有些亲情亏掉了就没了。我们家当时有世交，很好很好的，我到杭州来创业，因为我在他们眼里长大，他们觉得这小孩很乖，所以愿意借我们钱，但是那个时候， 95年过春节前，亏了钱以后我们还不掉嘛，大概20多万。他们急啊，所以跟我妈妈讲的一些话就非常的难听，非常非常的伤感，已经把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世交全部给减完了，现在我经常会跟我妈妈讲，经常要到他们家里走走，拜访拜访，但像以前看见相见一笑，这种没了，亏掉了

　　像林东这样的创业经历，在温州并不罕见。作为草根企业家的主要资金来源，正是民间金融让这座城市，产生了大批的“中国制造”和“隐形冠军”，并成为“世界工厂”的缩影。改革开放之初，释放企业家精神，让温州快速发力，进入新世纪后，温州的先发优势逐步弱化。“抢在起点，停在拐点”，“温州病”困惑温州。2011年的金融危机只是诸多病症的集中爆发。

　　浙江省委常委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

　　我们分析温州的民间金融存在两多两难的问题。一个民间资金多投资难，没有投资就成为游资，幽灵一样的游荡，游到哪里就产生产生金融的放大效应，就会有破坏力。第二一个，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金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所以他对小微企业服务啊，就缺少最后这个层面。

　　2011年七八月间，和胡福林一起跑路的温州企业主超过了40人，一时间，“跑路”成了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金融恐慌弥漫温州。之所以“人人自危”，因为温州九成的家庭个人和六成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为什么如此巨额资金没有投资温州的实体经济，反而成为钱炒钱的游资呢？

　　《温州日报》策划总监 吴敏：

　　每个企业，特别是温州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通过这几年的生产，他们觉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他们有几个大原因：第一，劳动力成本增加；第二，原材料成本增加；第三，银行贷款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

　　打火机曾经是温州制造的标志，这里生产的打火机一度占据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近年来这一行业日渐萎缩。春节后的复工，李中坚特意把时间选在正月初八，希望能博个好彩头。

　　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中坚：

　　这个2012年能够尽量保本经营，我感觉到都不错。感受到的有可能一些跳楼啦、或者叫的很响（的企业），那政府可能就直接去扶持一些。像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有很多人坐那个，坐船啊。很多晕船的人，政府是没办法。你吐了，或者跳下去了，政府就赶紧来扶持你。

　　李中坚从手工仿制日本产打火机起家，由家里的小作坊到开拓国际贸易，一度每天出口10万只打火机。一路打拼而来，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如今却感到晕船。原因很多，首当其冲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全国25个省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即便是工资提升，众多企业依然面临招工难和员工来了又走的难题。为了留住老员工，减少流失率，李中坚的公司里熟练技工的工资最高涨了40%，一般普通工人的工资或从1600元涨到1800元，或从2000元涨到2200元。而这已经是温州企业的通行做法。

　　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中坚：

　　一个人200的话，你算算。你算它，我们到500人的话，这一个月就增加10万。

　　李中坚的企业贷款大概三四千万，此前的利息是四厘，目前已经翻了一倍。即便如此，拿到手的贷款也常常打了七七八八的折扣。

　　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中坚：

　　买些基金，比如说贷款100万，叫你要存30万、50万、20万。它根据银行不同，也根据你的企业不同。比如说，现在国家利率6.2%吧，比如说它要根据你企业的情况，要先加个百分之二三十，是吧， 加个20%-30%算是面子给你的。

　　经营成本在上升，市场竞争却日趋激烈，利润已经像刀片一样薄。2000年前后，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利润至少在30%以上。如今行业平均利润只有3%～5%。最近，李中坚的公司迎来了一批日本客户。打火机企业绝大多数以代工为主，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主要靠价格竞争。日本人货比三家，李中坚就只能单价压低2-3美分来满足客户。

　　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中坚：

　　从去年的那么一个金融风波一过来，很多企业家信心很差。感觉到我为什么去做那么一个企业。如果不做，我把这么几千万块钱收回来，把这个厂房出租掉，给自己吃了，几代人都够了。

　　产业调整滞后、传统产业生命力不强，使得投资实体经济的收益远低于投资房产、矿产、黄金，活跃于温州地下的民间资本涌向了收益高的领域。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潘忠强：

　　当虚拟经济的规模超过了实体经济规模以后，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比如说金融紧缩，银行贷款他要收回去了，我们的企业就必须要想办法维持这个资金链的运转，从正规金融渠道贷不到钱他必须要从民间渠道解决这个资金问题。

　　温州商人 胡福林：

　　因为银行都看好我，我把钱拿来，当时08年比较宽松嘛，钱拿来投进去了，现在一紧张，我整个盘就转不动了。民间资金毕竟说好也是短期的，压力很大，利息开支越来越大。

　　企业资金需求的普遍上升，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规模，借贷利率随之水涨船高。温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8月9月，民间借贷利率超过了25%。而民间流传的数据是，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月息最高已达15%，也就是说，年利率是180%。

　　温州商人 胡福林：

　　最主要就是这样的成本肯定做实业算都算的到很难维持，你维持一两个月是可以的，这样一年下来的话很危险。

　　利息逐步推高，企业的风险也逐步推到了最高点。一旦企业资金链断了，在约定时间内无法偿还“高利贷”，损失就会波及各个环节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温州日报》策划总监 吴敏：

　　民间有民间的利息。市场紧张，大家急着贷就越来越高，对企业的成本就越来越大。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他就雪上加霜他的成本就不堪负重，最后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不是选择跑路就是企业选择跳楼。

　　温州之所以出现民间借贷乱象，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改革力度不足，金融管制难以松绑，民间资金身处地下，在灰色地带左冲右突，推动了经济发展，却也埋下种种隐患。

　　浙江省委常委 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温州的企业家领先于其它地方，他更早的完成了初期阶段的加工阶段，更早的完成了品牌经营阶段，那么有一部分资本进入到要素的配置当中就是一种必然。但是的话，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毕竟还是处在发展中，跟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有差距，特别是我们国家在整个的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大大的滞后 所以温州民间资本进入要素的市场化领域还是受到很多限制，很多行为的不规范就成为必然。

　　（六）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了温州金改的十二项任务。其中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杜志雄：

　　温州很多的金融活动，主要体现为民间金融，由于种种原因，不受待见。现在从中央，开始对这个民间金融的态度、认识开始发生变化。温州搞这个，重点围绕把民间金融公开化、规范化，怎么正常。不至于像过去，隐藏在水下，信息不通 情况不明。金融改革试验围绕这一一个目标。

　　浙江省委常委 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

　　我觉得首先要让民间金融阳光化，要放要疏，要他有一条路可走，能够让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这个领域。过去这个这方面制约很多 所以最近国务院在这个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当中提出怎么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啊能源等等这些领域。过去不允许，都堵着，就乱窜。现在给他疏了，让他有一个合法的渠道 那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从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开始，温州的金融改革到今天已经32年。2011年金融危机过后，温州制定了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2012年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让基层自发的金融改革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潘忠强：

　　融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老百姓手中积累的资金，或者我们说把闲散的资本聚集起来、集中起来，然后投资于实业、投资于实体经济。而这个金融改革恰恰是对民间资金转化为现实资本提供了一个平台，创造了一个条件或者渠道。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这个平台集聚了民间融资中介服务、备案管理及监测体系等功能。这一中心正是配合温州金改十二项任务的第一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应运而生。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潘忠强：

　　我们现在在做的民间信贷的登记服务，加强民间金融的监管，这些方面实际上各个方面，当然我们说做到规范发展，而另外一个方面也给老百姓提供了放心的投资渠道、平台。

　　国务院批准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被外界认为是一大进步。但由于方案模糊了开放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这两项外界期待颇高的尝试，被认为效果有限，民资进入正规金融业的“玻璃门”难以打破。方案中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但是，仍坚持 “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经济学家 茅于轼：

　　这个条件等于是拒绝了民间资本进来。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业，我自己来管，不用你管。要你管的话，我干嘛还进来？我买你的股票算了。现在股票可以买，四大银行、好多银行都上市了。现在所谓民间办银行，不是民间去买国家银行的股票，是民间自己办银行。它能够操作这个银行。弄来弄去还叫别人来管你的钱，那我干嘛？我把钱给你，叫你来弄？

　　至于外界期待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一条曾在12条的草稿中提及，最终在国务院批复的方案中被拿掉。方案制定者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是有利于资源配置，而准入改革才是急需的。

　　经济学家 吴敬琏：

　　我们说市场调节就是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的调整，资本的价格是什么呢？就是利率，这是个最基准的资本价格。这个问题不解决，金融其它的方面很难有一个彻底的解决。

　　改革开放30余年，凭借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意识和传承已久的企业家精神，尊重和释放来自民间的力量，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制造的拓荒者和集大成者。其间，温商也突破地域局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

　　然而，在进行产业升级的时间窗口，投机取代了实干，守成影响了转型。过去的十年，对于温州企业家，可以说是迷失的十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这个发展过程怎么样兴利除弊，不能够走极端，但是不能只讲治标不讲治本，治本的层面怎么样做制度建设？怎么样推进温州和浙江、和长三角地区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

　　此次金融改革温州试点，绝不只是为温州民间金融危机救急，更是为全国金融改革探路。同样，将民间金融引向实体经济，绝不只是为温州企业家纾困解难，更是为中国制造的转型注入活水。

　　30年前，温州人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探索出了领跑全国的温州模式；30年后的今天，温州人能否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在再出发中再次领跑？

　　温州下一步，或许是中国经济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