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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增长新引擎

记者 邢昀 2012年12月24日 08:36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提高城镇化速度和质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寻求创新升级

  主持人:过去的30年多年,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答案是三个红利,市场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还有全球化红利的共同作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家在津津乐道这些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渐渐意识到,如今这些利好因素几乎已经释放完毕。不仅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未来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经济增长动力又将来自何处?

  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工人们还在加班加点地干活儿。他们是进城务工大军中的一员,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打工的时间有长有短。

  外来打工者 卢师傅

  记者:您怎么称呼?姓卢。

  记者:卢师傅,您是从哪里来?河南。

  记者:您来北京多久了?来(北京)三个月了。

  记者:您家里有田还在种吗?有田,我们的田很少。不太多,因为河南人口太多了。地太少,人均地太少,我们就不靠地了。就是出来打工,以打工为主。

  主持人:现在人们已经形成了共识,离开了农民工,很多城市和城镇的运转都要停摆。但这些做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却依然是候鸟,每年都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大迁徙。如果这些农民工能在工作地安居乐业,对于个人,可以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则是拉动内需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在外需乏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的情况下,和农民工进城相伴随的城镇化,或许是中国经济正在寻找的新引擎之一。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出口作为一个增长引擎的时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充其量是个正常化的过程。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实际上就是城镇化,但我更愿意叫它城市化。

  2012年11月16日,由财新传媒主办的第三届财新峰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的主题是“新格局,新期待,新增长”。提到新增长,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城镇化。

  高盛集团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哈继铭

  比如说100个农民工住在老板提供的宿舍里面,可能就看一两台电视机。如果真正实现城市化,有自己的住所,这100个人很快就去买100台电视机,这对消费的带动作用非常巨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姚洋

  我观察在北大校园里头盖房子的这些工人,他们吃的都非常简单,他们也不太可能上街买东西。但他们工资不会很低,至少三千块钱一个月,这样他们存下来很多钱。城乡差距差距是2.57倍,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村人的2.57倍。简单计算,如果我们让1.6亿人都成为城市户口,使他们消费水平达到城市消费水平,那我们的消费会大大提高。

  过去中国发展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于消费不足,最终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而城镇化,作为连接投资和消费的桥梁,不仅仅能带动消费,还可以促成投资和消费的互动。因此,也有助于逐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稳增长的目标。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投资过程,比如地铁、基础设施、服务业,当然城市化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人口积聚到一定规模,规模效益发挥出来,对消费、服务业就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城市化在我看来,是未来5年之内最好的连接投资和消费,实现投资和消费平衡的重要领域。

  主持人:11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就特别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正在推动近10亿人口的城镇化,这将是国家今后数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城镇化可以帮助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这番话耐人寻味。不过,城镇化发展潜力的背后,也有着巨大的挑战。

  外来打工者 卢师傅

  我们工程好的情况下,一个月能挣到五六千块钱,不好的情况下,就三四千块钱。

  记者:您的钱都怎么花?

  省着吧,挣钱太不容易,太难。像我们高空作业,风里来雨里去,中午休息时间又很短,吃了饭又得干,我们花钱不太狠。吃饭也就是一天一二十块钱。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51.27%,约为6.8亿人。像卢师傅这样没有城市户籍的公民也被算在其中。但如果只统计户籍人口,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35%,也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农民工群体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打工者 韩师傅

  大概一个月工资收入多少?一个月工资,得4000多块钱。

  记者:您这个4000块钱都怎么花?是不是都寄回家。寄回家。

  记者:寄回家,主要是?有老小,就得这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姚洋

  我们新增的很多储蓄实际上是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制造的。为什么他们储蓄率很高,因为他们对在城里生活没有长远打算,所以他们拼命储蓄,储蓄完了回家盖房。

  主持人: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和城镇聚集的过程。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获取城镇居民身份,更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长期以来,这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大阻碍。

  外来打工者 刘师傅

  像我们一年也剩不了多少钱。

  记者:剩不了多少钱,在北京花费在哪些方面?孩子上学,租房,吃饭。

  记者:您的孩子已经跟您在北京了?对,两个孩子,都在这。还有我妈,都在这。

  我的(孩子)都在私人学校,公家学校进不去。两个孩子开学(学费)三千多。

  记者:小学还是幼儿园?小学,一个一年级,一个五年级。一个一千多,开学,两个三千多。每个月补课费还有,补课费60(块)。要是上公家的,就不用掏钱了,就掏个生活费,吃饭。生病了自个儿花钱,都自己花钱。生病也没人管。

  这位来自河南南阳的刘师傅,在北京打工已经十多年了。他非常想留在城市里,希望子女能接受城里的教育,但这里生活并不真正属于他们。

  外来打工者 刘师傅

  肯定想留在城市,不想在家,在农村多难受,在山区,挣钱不好挣,出路又不好。未来走一步说一步,这打工又没有保收入,能在这混下去就混下去,混不下去就回家了。

  想留在城市,是这群农民工的心声。地理意义上的迁徙并不是真正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要深入,必须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城镇化的另一大阻碍在于中国的土地制度。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除了户籍政策的改变,土地制度也需要变革,要把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就是我们的农地或者宅基地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当农民愿意离开农村的时候,愿意放弃农地或宅基地的时候,没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合理补偿机制的结果就是2.5亿的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怎么样为农民离开土地提供合理的补偿机制,一种就是政府出面给予合理补偿,第二个就是给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

  主持人:未来城镇化加速,消费水平提升,肯定离不开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工业化迅猛发展时期,中国制造行业十分红火,有人调侃说是“大风一吹、猪都能飞”。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造业。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在2012年的财新峰会上,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龙永图

  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问德国总理默克尔,到底什么是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默克尔随便讲了一句话,布莱尔先生,至少我们德国人现在还在搞制造业。

  龙永图举的例子实际上是在说,德国在衰退的欧洲经济中一枝独秀,制胜法宝就是制造业。而中国的制造业却遭遇发展瓶颈。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曾经行销全球,中国也被誉为“世界工厂”。它曾激起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自豪感,但现在人们对这一称号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伴随着“涨薪潮”、“用工荒”的频频出现,中国制造业依靠低成本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龙永图

  从中国现阶段的这样一个发展水平来讲,中国主要是要搞制造业,还是主要搞实体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必须升级。

  主持人:投资界有句名言,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对于制造业大军中的众多企业,面对经济下行、外需减少,企业一直存在,但是被红火的形势所掩盖的种种问题显现出来。像产能过剩、品牌缺失、品质有限等等。这个时候,仅仅靠一个挺字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才能走出困境。

  溢达集团是世界领先的高档纯棉衬衫生产商之一,成立于1978年,总部设在香港。经营领域从一开始只做服装贸易商,后来延伸至棉花种植、纺纱、织布、制衣等,近年来还做起了零售。

  溢达集团主席杨敏德,曾被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称为“棉花公主”。她在财新峰会上发言时说,由于纺织是一个传统行业,所以公司很早就决定转型,从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溢达集团主席 杨敏德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行业只能制造低端的产品,溢达当时就决定实行产品升级策略,从混纺转向纯棉制品,同时锁定高端客户群。我们以生产服装为起点,逐步扩展到整条供应链。

  技术创新是这家跨国企业脱颖而出的关键。作为棉纺织企业,生产过程必然伴随着一定的污染和能耗。对此,溢达集团积极与大学、企业等机构合作,改善工艺,研发新技术,提升了环保力度。

  溢达集团主席 杨敏德

  我们发明新印染法,降低了能源、水和化学品的用量,不断努力改进供应链每一个环节的技术,以实现更高的资源利用率。从2005年到2011年之间,我们每生产一件衬衫的耗水量减少了54%,能源消耗减少了42%。

  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所曾调侃说,未来可能“罗尔斯•罗伊斯不再卖发动机,而是提供发动机维修”。随着制造与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制造企业也正倾向通过提供生产性服务来释放活力,提高增加值。

  溢达集团主席 杨敏德

  我们开发有创意的材料,在设计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我们行业中第一家。因为以前客人并不喜欢工厂来为他们设计,现在我们的设计团队可以随着全球流行趋势为不同的客户做设计,这包括了欧美的客户。

  主持人:传统制造业把产业链延伸至服务领域,可见服务业的发展值得期待。在英国、美国等世界发达经济体,服务业产出比重已经接近或达到70%,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仅仅是43%。这两个数字提醒我们,一方面,服务业还没有发展成我们的主导产业,另一方面,这一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经济下行,服务行业也受到影响。不过有些企业却做到了逆市而行。2012年上半年,民航行业受到重创,作为中国首个民营资本独资经营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春秋航空的营业收入却同比增加了46%。

  春秋集团董事长 王正华

  围绕我们今年企业所谓机会也好、决策也好,或者说在困难中怎么去寻找发展,我在想是两句话:一个是差异化、一个是低成本。我从2005、2006年开始,就做一系列的差异。大公司他们关注高端市场,我开辟中国低成本、低票价的航空市场,我坚信老百姓永远是这个市场的主体。我整个的业务成本比人家低18%,管理费用低28%,营业费用低82%。

  王正华的差异化战略就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找准定位,满足特定群体的消费需求,打造自身的品牌特色。曾经中国的航空市场,路线高端,价格高昂,而春秋航空另辟蹊径,以差异化服务,区别于竞争对手。

  春秋集团董事长 王正华

  大公司重视座位,每一个座位都要卖最高的价格,我不是,我主张要把票通通卖出去,让整个飞机客座率最大化。当然他们都看不懂,我一开始做包机的时候,九十年代后期,我去包飞机,他们总经理,或者是市场部经理关起门来劈头盖脸骂我一顿,你这个什么东西,不懂就不要乱干。

  王正华一直提倡让“让普通大众都坐得起飞机”。春秋航空公司曾经高调叫卖低价机票,甚至推出一元机票,引发业界争议。走“廉价”航空路线,关键在于低成本。王正华直言,不但要做到低成本,还要高安全、好服务。

  春秋集团董事长 王正华

  我的票价从2006年比人家平均低31%、26%,最高的时候,2010年低到39%,平均每一张票都比人家低30%左右。低成本还要高安全,刚刚说了我是用的新飞机。

  我们一般来说从晚上八点到四点是高峰,所有店、所有票务代理都关门了,我这个不关门,24小时。

  主持人:作为世界上运转最快的增长引擎,中国的经济增速渐渐放缓。财新峰会上,专家学者们普遍呼吁,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慢一点,通过降低GDP增速换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带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就提到,不管下一步怎么改革,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放开管制,减少干预,强化竞争。这一建议也是中国城镇化加速、实体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感谢收看《财经大广角》,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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