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84岁的郭道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他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步云并称中国“法治三老”。 敢言、直言是很多人给他的评价。他积极倡导人民权利、热衷推进宪政理念、致力于在中国普及法治观念。日前，郭道晖先生应邀参加中国改革读书会，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矍铄老人讲 “八二”宪法往事和当代法治思想的变迁。

　　1928年，郭道晖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书香世家，其曾祖是晚清第一位驻外外交家郭嵩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少年郭道晖和当时万千中国百姓一样，颠沛流离于各地。从小学到高中，他换了10所学校。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高中的时候正好逃难。一个高中三年，6个学期我念了5个学校。逃到哪儿，念到哪儿，主要是靠自学。我这个人比较勤奋好学，尽管中间辍学，没有得到系统的训练，自己看了不少书。

　　众多的书中，郭道晖称鲁迅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用他的话来说“从小爱读，老来尤甚”。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我在小学和中学就读过他的很多作品，文革里面别的书不许看，鲁迅的书可以看。鲁迅，我认为他最懂得中国的国民性，看问题，特别社会问题，非常深刻。他有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在中国，暴君下的臣民往往比暴君更暴”。

　　1947年，郭道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喜欢文史的郭道晖，其“工业救国”理想很快被“革命”思想代替，并与朱镕基结成莫逆之交。1948年，郭道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介绍朱镕基加入中国共产党。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我是解放前入党的。然后我记得大概是在1948年冬天，我和朱镕基还有一些湖南同学，就专门聚在一起。十来个同学，在清华大学那个明斋最大的房间，可以容纳十来个人，都是咱们湖南人，大部分又是电机系的。那时候也把朱镕基招进去了。

　　大学毕业后，郭道晖留校从事宣传和教学工作。1957年，28岁的郭道晖被打成右派。当时，“反右”成为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被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郭道晖成为“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被专政。直至1979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建立，郭道晖被调至法工委。50岁的郭道晖开始学习法律。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我白天办公，晚上学习。自己看书，也不断写文章，参加一些会。包括参加人大的会。我一边看书做记录，要上报，一边做卡片。这个案例很典型，那个观念很好，我同时要做卡片。所以我在全国人大八年，出了两本书。

　　1980年9月，修宪再次启动，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和彭真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胡乔木任秘书长，副秘书长有王汉斌等7人。郭道晖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秘书，亲历了“八二宪法”的制定。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八二宪法”有哪些好的东西呢？第一，它把公民的权利从第三章挪到第二章，国家机构摆在第三章。这个逻辑顺序就说明一个问题，公民权是高于国家权力的。第二条，宪法对公民权“七五”宪法只有三条，“八二”宪法有一、二十条。“八二宪法”文本上初步摆正了党权和国权的关系，公民权和国家权的关系，取消了“七五宪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大，而且也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解放军，是属于人民的。为此特别搞了一节，叫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邓小平要搞的。这就表示，我们的武装力量是国家的、是宪法规定的。

　　即便已有如此进步，囿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八二宪法的一些部分依然不尽如人意。郭道晖坦言“八二宪法”存在不足，比如没有明确地提出司法独立。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在宪法126条，提到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这一条就有它的缺陷，就不如“五四宪法”。“五四宪法”提出，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就这五个字，既精简又明确，而且是马克思提出的。

　　耄耋之年，郭道晖依旧活跃在思考的前线，呼吁公民权利、依宪治国，更提出要珍视民间的力量。他认为，目前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群众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与执政党内锐意改革的力量结合，上下互动。

　　著名法学家 郭道晖：

　　那么动力是什么？现在主要是维权的人民群众，或者逐渐形成的公民社会，他们的维权斗争。

　　主持人：

　　郭道晖自我评价说，“我是一个爱动脑、勤动手、闲不住、不愿得过且过、好作杞忧、不平则鸣的人。”他以“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行法治，为社会求正义”，作为自己的追求。如今，84岁高龄的他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很多次被问及长寿的秘密时，郭道晖说是，讲真话。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郭浩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