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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有利经济增长

大讲堂 / Caixin Forum 2013年03月15日 13:49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财新网】【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公平上我们长期没有取得突破和我们认识误区有关,目前为止相当人认识中,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我们国内翻译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公平与效率,那么这部书名叫《大趋势》,就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事实上之后研究和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时候,我们发现,你要取得公平和效率互相促进的关系的话,你要增长的问题,公平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其实更容易解决,更容易下决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关心中国会不会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那么我们也关心其它的国家有过一些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那么在观察过程当中,人们通常发现社会保证和经济增长互相影响。那么一种可能是社会不安定会影响经济增长,另一个是说经济增长停滞了,那么蛋糕不能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会恶化,社会不安定,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增长。

  其实,我们用一个中国例子可以看公平和效率是可以统一的,我举一下十八大报告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表达,多年来党的文献一直讲户籍改革,这次十八大实质性突破,把户籍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在一起讲,和常住人口的覆盖相联系,城市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就是城镇常住人口,因为定义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说1.6亿农民工就是指离开乡镇大部分进城6个月或者以上的人,因此农民工就是城镇常住人口,如果公共政策,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他们了,户籍制度改革就有根本性突破。

  【字幕】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效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同时,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突破户籍制度改革会怎么促进经济效率增长的效力,我举三个。

  第一可以直接提高增长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看一看,经济增长的实际增长能力在于资本供给,生产进步,200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很自然,潜在增长率也会显著往下降。增长率下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要求供给方面,生产率提高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解决,那么农民工的供给,从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人数里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农民工,新增量有接近三分之二是农民工。

  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城市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增强,稳定性充分性会增加,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也做了模拟,就是说如果我们劳动参与率目前水平大概是70%左右,在今后10年当中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我们预测十二五7.2,十三五6.1,把这增长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个成绩相当有效,仅仅这一项,那么因为呢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工不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影响,不会随便返乡了,而是成为一个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

  因此第一个,增强社会公平,可以直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第二个,因为剩余劳动力已经减少,我们现在吸引农民工继续转移进城,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工资水平,那么这是一条途径,我们工资水平在过去2004年到今天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那么也不可能再快了,我们长期的稳定的提高工资水平是好的,但是在短期内会使得我们产业结合调整没有时间,来不及调整,可能有休克性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可以起到代替提高工资,工资还要提高,但是公共政策也可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力度。

  也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有更强的激励,一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边继续向城市转移。那么这个转移除了劳动力供给之外还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资源重新配置,过去改革开放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大概有接近一半是来自这种资源重新配制效率,因此第二点,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改善,因此提高了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同样提高了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字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带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农民工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此让农民工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带动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看来,公平和效率是互相促进可以兼顾的。

  我们同样也做了一个模拟。也就是说,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从今天到未来20年时间里,每年如果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这又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接近一个百分点,前面加这个就是两个百分点了,因此我们说今后20%中国经济今后还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看用什么办法。我们要用提高增长率办法,而不是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这方面也有需求的贡献,农民工现在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比重只有30%,表明这些人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就业是不稳定的,收入是不充分的,消费是有后顾之忧的,成为城市劳动者,生产者,但是不能把他们消费模式转变成一个市民的消费。因此,他们作为消费者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上,他们贡献得比较小,但是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改变这种现状,那么使他们成为正常的市民一样的消费者,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增长就更多的是依靠消费需求拉动,而不再靠投资需求的拉动,不再靠出口需求的拉动。

  其实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观察,我们今年大家都喊经济增长放缓了,也有人希望有刺激需求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看一看需要不需要,而且刺激需求的因此扩大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很显然我们过度投资,无论是通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会带来生产要素的扭曲,偏离比较优势,产能过剩,比如说通货膨胀,资源环境恶化,甚至泡沫经济,同时这是它带来的危害。同时也是不必要的。

  不必要的事情还带着风险,为什么要去做呢?为什么不必要?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10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居民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是4.5个百分点,平行每年4.5。那么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是5.4个百分点,但是我们认为过去的投资需求过分的强烈,我们不希望过度依赖投资需求,我们设想减半,减到2.7百分点,同样出口需求过去10年平均0.56,并不大,我们希望不要成为负的,我们假设是0,因此消费需求4.5,加上投资需求减半以后2.7,加起来7.2个百分点,这正好支撑着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我认为很好,这是一个更平衡的,更协调的,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从中国现实的例子来看,公平和效率是互相促进可以兼顾的。

  2012年11月17日在财新峰会上发言

    财新《新世纪》周刊相关文章:户籍改革深水区

责任编辑:周勇 龙周园 | 版面编辑:冯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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