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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不应全国一个模式

记者 戈扬 实习记者 刘婧 2013年11月24日 19:08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顾宝昌建议,人口政策放开应尽早,全国开展多试点

  【财新网】(记者 戈扬 实习记者 刘婧)【主持人】人口政策成为近些年改革呼声最高的领域。虽然中国人口还在缓慢增长,但老龄化的速度却让人难以忽视,低生育率让现实更加严峻,未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将如何调整?放开生育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解说】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他是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受聘担任联合国人口问题中国专家。顾宝昌在社会人口学、人口迁迁移与城市化方面皆有研究。

  【小片】中国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几个孩子?1955年是6个, 1979年3个。现在呢?人口学家估计是1.4到1.5个。

  中国的生育率高吗?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略高于日本的1.4。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的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

  在人口学上,生育率为2.1的时候,人口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如果按照1.4至1.5的低生育率,未来中国每代人口将至少比上一代减少四分之一。其中,2025年,中国人口将迎来重要转折点,在达到14亿的峰值后转而较快减少。更为重要的是,和30年前相比,中国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50%以上。而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了80%以上。一升一降两个变化,表明养老压力的迅速提升和新生劳动力数量的萎缩。

  2010年,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65岁以上老人。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到2030年,3.5个劳动者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

  将来,真正要挑过老龄化社会重担的,是如今还在读大学、上中学的90后们。他们不得不缴纳更多的税收支持养老。老人呢,劳动力的减少将使医疗、看护服务的价格提升,亲属的减少将使老人晚年更加寂寞。

  干活的少了,养老用钱的地方多了,更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压。

  中国会像日本走入消失的二十年吗?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吧。1990年,日本劳动人口总量达到顶峰。此后,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劳动人口比例逐步下滑,老年人口占比逐年上升,到2010年达到20.7%。并非巧合的是,1990年也是日本此后长达20年衰退的起点。

  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与1990年的日本极度相似,中国如何才能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

  再不鼓励生育就晚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当生育率降至2.1以下,有50%的国家采取鼓励生育政策,降至1.8以下和1.6以下时,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66%和83%。

  澳大利亚在2004年,号召每对夫妻生三个:“一个为爸爸,一个为妈妈,一个为国家。”英国推出了育婴债券,给养育孩子的夫妇发债券,孩子成年时兑现。荷兰给每个13岁以下的孩子每年1300美元的补助。在新加坡,四口之家可享有约14.2万新加坡元的配套奖励。在韩国,政府对收入450万韩元以下的家庭实行免费育儿政策,70%的家庭因此受益。

  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还是放开生育限制。这一天或许不会来得太急,但绝不能过晚。

  【财新记者 戈扬】就是说那么面对现在目前老龄化非常严重,然后男女比例现在也失衡的非常严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现状呢?

  【顾宝昌】这个老龄化的趋势现在不是最严重,等到二三十年以后才是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老龄化不是我的问题。

  【财新记者 戈扬】是我们的问题?

  【顾宝昌】是你们的问题,是80后、90后的问题,到那时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财新记者 戈扬】那刚才你也提到,目前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人口政策亟待调整。但是我们也知道人口政策它其实已经就是呼吁了很多年,很多学者都在说要改要改。调整的难度在哪,它目前有哪些困境阻碍了它的调整?

  【顾宝昌】一个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思维定式问题,因为我们长期处在一个中国人口大国,人口增长快,人口压力大这样的思维下,这个很难调整过来。第二个就是说还是有一种GDP的情结,因为在GDP里面,经济是分子,人口是分母,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它觉得这个人口总量会变大,也就是分母会变大,那就会影响到整个人均GDP,所以这一点从心理上就有一种反感情绪。

  【财新记者 戈扬】那你的建议是什么,就是目前的人口政策要改的话,应该从哪开始改起?

  【顾宝昌】第一步,就刚才讲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动了,因为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高生育率下,快增长的情况下制定的政策,咱们到了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还继续下去,这个是说不通的,这个应该动。所以大家应该认识到形势变了。

  【财新记者 戈扬】所以放开二胎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吗?

  【顾宝昌】放开二胎就是说,不是一个放开二胎问题,就是要跟原来的认识,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要做一个决断,它是一个转折点问题。另外当然也是应该给予群众更多的决定自己生育的权利,也是一个还权于民的问题,所以要赶紧去进行。

  【财新记者 戈扬】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就是那等到我们真正开发了这个二胎之后,比如说大家可以自由生育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人口会激增,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相关制度是不是也要配套来做?

  【顾宝昌】你怎么知道?所以说现在这个是大家自己想的,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们要去试点,而且我觉得将来的生育政策即使要调整,我想全国不应该是一个模式,就像我们的经济改革,有深圳模式,有温州模式,有苏南模式,你说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恐怕很难说,因为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我的想法,中国这么大应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出实事求是的可行的方案,也许将来我们也会像经济改革一样出现了若干种模式,我觉得这是完全正常的。

  【财新记者 戈扬】那可能具体的地方可能比较难说,但城市和农村应该是不一样的你觉得?

  【顾宝昌】对,城市和农村不一样。

  【财新记者 戈扬】那应该怎么样,你有什么建议吗,对于这两个地方,就是一个是城市试点,一个是农村试点,我们来进行人口政策的调整?

  【顾宝昌】城市和农村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话没说完,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城市和农村是越来越分不清楚。当时的话,三十年前我们制定政策是城市人口一个政策,农村人口一个政策,基本上来讲。但是随着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实际上这个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变的交融起来,很多地方已经变成居民证了,已经取消了非农户口。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城乡两元化的目前的这个生育政策,变的越来越难以实施了,因为这个群众都到你跟前,你怎么知道他原来是农业户口还是城市户口,没法来确定的。所以这个城市跟农村分为两元这样一个政策,指导思想恐怕要改变了。

  【财新记者 戈扬】那有的人也说,就是说高水平高知识分子,尤其是城市人他们不愿意要小孩,但是他们又有能力抚养更优秀的后代,但现在农村人口可能稍微素质稍微低一些,但他们就会生很多的小孩,但这个时候教育又跟不上。那是不是我们就会说城市我们要鼓励生育,农村我们要适当的考虑相关的情况,你觉得这种建议有道理吗?

  【顾宝昌】这个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就将来说允许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不等于你一定要生两个孩子,这个要说清楚。就是说允许你可以生两个孩子,你可以自己决定是生两个还是生一个,甚至不生孩子,这是你的决定,不是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城市生的少,农村生的多,城市生的素质高,农村生的素质低,所以要鼓励城市来多生,让农村少生,这种说法和这种做法从来没有得到证明过,也从来没有证明能够成功。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举措,比如说像新加坡从来没有成功过,应该说我们的农村现在也在快速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现在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进入到流动人口中间,他们也开始扩大了视野,这个思想方式、理想追求、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也很难说用过去的传统的对农民或者农业社会的看法来看待今天的。

  【主持人】顾宝昌认为,人口政策的制定不能着眼于眼前,而应该着眼于下一代或者下两代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从现在开始,各地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逐步放开,这是合理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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