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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评委会主席谈现代福利制度

2013年12月18日 15:36
佩尔·克鲁塞尔表示,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财新网】【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 佩尔·克鲁塞尔】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北京参加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论坛。那我想感谢胡舒立邀请我参会。感谢您邀请我们的团队,我感到今天这样的会议,不止是对你们各位,对我们来说也都是非常有益,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增长态势。今天我发言的主要目的希望能够讨论福利国家。

  那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发言背景。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可能对我自己来说,特别是有意义的说,能够比较一下。中国近期的或者说几十年来的增长,令人瞩目,年均10%的GDP增幅。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的高的这么一个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巨大提高的过程,也就是说,能够实现八倍甚至多的财富的增加。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增长,当然说是以投资来拉动的。那现在大家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改变增长的方式,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结构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说过去是传统行业,现在进入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阶段,同时推进城镇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下,中国和瑞典,瑞典是小国,但是像中国人一样,瑞典人也是非常对自己的经济增长感到自豪。

  那我们在增长的过程中,也能够使得生活水平提高了八倍,但这八倍是100年的实现过程。我跟我的祖父们聊天,他们小的时候瑞典是什么样子,那时瑞典是穷国。那么100年来的变化,也就是瑞典百年前和现在是不一样的,而且令人惊叹的,中国现在也是经历这样的过程。

  对于你们的子孙后代,比如说孙子孙女说,原来中国什么样,那这个时候呢,你们看到中国发生变化。

  这样的令人惊叹的增长如何持续的呢?那中国的从一种计划经济转向成为了市场经济,现在呢,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就业是在公有领域做,现在我想现在就业多元化持续发展。

  我们要铭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增长仍然迅速,仍然在赶超。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把中国和美国对比,那么中国的话,按人均GDP也就是美国的20%左右,这样的鸿沟需要弥合。问题是我们怎么做,怎么用更好的方法实现这个目标。

  现在简单一下,需要做些什么,主要是介绍福利国家。

  这样想让大家理解一下,以后有哪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首先要了解赶超可能是容易的,一开始比较容易,越是距离越来越接近,这个时候赶上就比较难了。

  那如果说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话,会很可能进入误区。

  另外的话,中国现在进行结构转型,一方面是中国在发展,另一方面整个世界进行结构的转变。所有的国家,特别发达国家,从80年代经历这样的过程。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有如此重要的变化,生产的形态,也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各国的话,就知道说,自己被这种结构转变做好准备。因此的话,中国有两重任务做,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实现赶超,另一方面的话,跟上世界整个经济还有是社会转型中的大潮。

  那么我们也谈到几次,就是现在有收入不公的情况,有环境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我们不能闭幕塞听,忽视这些挑战。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要讲的,所以有必要的是,我们要采纳一种科学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像刚才胡总编介绍中谈到了,这些决策者跟科学家共同探讨解决的方案。在过去五到十年一个很好的发展,就是很多西方的这些学者对于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是非常的感兴趣。我想现在就是这些西方的学者,他们同中国的这些学者一起努力去研究中国,那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是非常新鲜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而且我们是要在西方学者和中国的学者之间有双向的交流。

  我看到了这个最新的中国改革的方案,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方案中的报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而且也是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它谈到了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挑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其中一种就是福利国家,也就是不断地改革福利国家。我用的这个福利国家可能跟中国报告中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是我觉得说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想侧重在我的介绍当中谈一下就是说福利国家它的目的是什么样的,而且有什么样的体系。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欧洲国家的情况,因为同美国比,我们欧洲国家的这些福利系统,应该在我们经济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在建造福利国家的时候可以作为借鉴。

  所以我要把这些福利国家做一下对比,一种是传统的观念,在传统的福利国家的观念当中,它是指的是再分配,也就是说把这些对福利需求少的这些人的福利转移到需求多的这些人当中。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说呢,它是通过一些税收等等去做调节,也就是说呢,给富人多收税,穷人少收税。因为这些穷人他对于福利的需求胜过富人。比如说有一些就业保险,那这个就业保险当然在预算当中,并不是一个占非常大的比重,但也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从这种非就业到就业的转变。

  第二点我们可以说成是社会救助或是社会帮助,那这些呢,就是提供给那些有需求的人,也就是说提供给穷人。也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人的收入水平非常低的话,可以接收到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

  还有社会安全保障还有社保,也是非常重要的。养老金的体系是基于这个人的年龄,把这些青年人他的这个收入转移到那些老年人的这个地方去。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在年轻的时候缴纳社保基金。在老的时候,不工作的时候得到养老金,也就是说从当时还在工作的人当中获得一些养老金。

  同时实物转移在预算当中,也是需要考虑的。我们因为收到了医疗保险提供的医疗保险,比如说在瑞典,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医疗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医保体系发生了改变,它改变了这个医保的系统。

  第二点就是瑞典,拿瑞典举例子,瑞典的教育是免费的,学生上大学也不需要交学费,没有钱的话,也可以得到学校的助学贷款。所以这对于一个福利国家也是非常非常慷慨的举措。还有就是对于儿童的护理是非常先进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些工作的母亲可以得到更好的福利。同时,这些孩子也能够在很早就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早期教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人以后的成长,这些都是瑞典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上对福利国家的一些看法。

  那当然呢,在这里面还有不同的法律法规,这个市场经济它的一些改变,也就是说要尽量地帮助那些需求更多的穷人,比如说很多的欧洲国家。他们有不同的一些工资的水平,而且呢,是尽量地取消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法规,一个福利国家它的目的,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对于工具的改变并不是多,最主要改变宗旨。它这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的效率,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这个再分配,而是说促进社会的效率,我们可以从再分配的角度想一想,从一个保险公司的角度上说,如果我去上学,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幸运的,我以后会不会能够有高收入的工作。不知道我以后拿高工资,低工资,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希望得到保险和保障。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市场的保险,我们说这叫社会的选择,因为缺少这些的保险,所以政府必须提供这些保险和保障。

  第一点,就是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它必须要去弥补在保险之间的一个鸿沟,也就是去满足市场所提供的这些保险和保障。如果说政府要提供保险的话,当然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帮助人们避免风险。

  但是有了保险,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让这些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家避免风险。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风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要素。它也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变革要素。

  也就是经济从一方转到另一方有这个风险。

  也就是有工人,工人从这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说一个企业家从这种投资到另一个投资。所以在现代的社会要有保险的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家避免风险。这也是现代的福利国家非常重要的。与之平行的是,我们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并不是说人们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领域,人们要提高生产力,比如说在劳动力市场,有很多很多的鸿沟,人们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雇主也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员工,这些需要耐心和搜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找到最好的匹配,提高生产力。在现代国家有保险使事情变得简单。

  也就是这些雇主对于好的工人进行选择,员工也选择雇主。如果跨了行业和领域的话,这些保险非常好的。这些都是对于福利国家的现代观点。

  从支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意识到这些很大的福利项目通过税收来资助和支持。我想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都逐渐地意识到税收是成本很高的,需要人们工作的时间少了,但是它的这个资本聚集的也会比较少,比以前少了。那人们可能在工作场所更加注重学习。在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尽一切所能去限制税收,并且增加生产力。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一个福利国家政策的一些工具,当然这些也要同住户相结合。当然我的讨论并不是基于金融市场的,我只是说的居民和住户。因为我们说的是福利国家的政策。同时,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工具,我们也会简要地去看一下,看看这个效率是怎么样重要的,我们先说一下失业。

  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社会当中,像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增长,而且有不断的结构性的增长,当然涉及到很多的工人,有一些人可能失业,并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我想去哪一个行业就业,一些年长的人也想转行。所以这种风险必须得以处理的,如果这些工人并不移动的话,在停滞的状态下,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发展。

  所以这个要点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必须要有失业的保险,而且有非常体面的保险。也就是说以前你的收入是比较体面的,很高的收入。那它能够保持这样的这种收入的话,它也能够有时间转移到另一个好的行业。我们这里面的挑战,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很多国家我们建立了这些政策,就是有一些失业保险的支票,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们保持现有的技能,而且接受再培训,再就业。

  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监管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些失业的部门,政府要做监管,看这些工人是否接受到了好的培训,然后找到一个更有生产效率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就是看到这些工人是否受到合适的再培训。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人力资本的贬值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人不再工作的话,或者在一个停滞的行业当中,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很多工人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的都是失业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再就业。所以,欧洲就想到了一些方法,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有些人觉得这个福利国家实际上是太过慷慨了,并没有很好的监测这些工人,没有鼓励工人到新的领域工作,只是从国家领保险和福利维生。

  还有就是工资的分配,这里有一个最低的工资,这是非常必要的,让这个工人不断地寻找新的工作。我想在70年代很多的欧洲国家他们都觉得雇佣一个人太贵了,尤其是现在技术发展迅速,人力成本高。

  下面谈一下社保。依照传统的开展社保的方式,我先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因为我的比例特别特别高,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人口变化比较大。还有就是在年轻人和老年公民之间,在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举一下像在美国的例子。美国有大箫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些人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在新的行业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现代的一些工人,他们现在的工作,工资是支付一部分给退休的养老金。但是这些养老金的收益也是在这个经济的预算当中是很大的成本。

  同时这也包括很多的扭曲,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退休者,如果退休人员越多的话,它的成本就会越高。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些西方国家,也都以不同的系统去管理这些扭曲。

  那实际上很多的国家都在开展改革,这些也是在西方国家最新的一个进展。那他们所做的一些改革呢,我就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完全累计制的体系,那这个体系将是未来社会保障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说你不会通过政府的预算,也就是说工人会为自己的未来退休储蓄,但是会通过政府大养老基金或者市场的养老基金来进行的相应的储蓄。

  所以这种完全累计制的体系实际上是它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税收的减免,提供激励的措施。

  如果之前这个体系告诉人们,年轻的时候交了这个保险,年老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养老金,但是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但是这种完全累计制的体系,会使人们形成自主的储蓄的意识。

  实际上的确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形成这样的体系,当然也可以给人们相应的退休的体系,相应的税收的减免。这些东西不进入到政府的预算,是自己累计的,是自己储蓄的,所以这块操作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一点,就是在我们管理自己的这个储蓄的时候,你自己要去决定一下,怎么样去储蓄,可能政府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你可以进行相应的养老的储蓄,或者有大型的养老基金,但是这个自主权应留给居民自身,来想它的风险是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方式进行养老的储蓄,当然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大家来说是挑战。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挑战,在完全累计制的体系,你想转到这种体系,你要避免先有的老一辈人得到他们的养老金,而不是拿不到。怎么做到呢,实际上从某种角度讲,通过政府的债务,比如说政府向未来的几代人借钱,这个比较复杂。不过有很多国家实施这样的改革。

  我个人的观点这也是基于我们最新的研究。那么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的一些观点展示,快速的增长可以说是中国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未来中国的特点也将是这种快速的增长。那么基本上在30到40年以后,我想布尼如果为了能够30到40年之后怎么样进行养老的改革。也许今天要转到完全累计制的体系不是最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到整体养老金的财富比较多,我们必须要考虑现有的这些功能的需求,他们的一个利益。那么我个人认为,中国这块可以逐步的渐进式从现有的体系转成完全累计制的体系,那么这种体系是更好的体系,但并不是说现在立马实现,我觉得中国实行循序渐进的方式。我觉得将中国的体系放到现收现付的体系里面,可以减少中国和全球储蓄上的差距。

  我们再看一下有关医疗和教育,还有托儿服务。这些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些就是能够改进生产力的一些渠道。那么在传统的福利性国家里,他们提供这样相应的措施。实际上这个医疗,教育以及托儿的服务,它并不是一种权利,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讲,能够改进生产力。如果说在医疗教育托儿的服务,在全国提供相应水平的服务,包括在瑞典所做的这样的工作,当然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很成功的开展这样的工作。如果实现这样的很好的水平的话,得到很好的生产力的提高。对于全国各个城市,这些发展使得你这个国家得到最大的潜能。

  中国现在人口大的国家,如果你利用这些好的手段,如果说不能很好利用,就会失去一些很好的机会。另外对于生产力的提升,可以来自很多地方,对于一个现代福利性的国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一定要医疗教育托儿这些方面使得他们达到一定的水平。

  我认为这样的一些政策,也会能够避免社会的一些紧张的局势的产生,还有包括政治方面的稳定。如果像这种类型的实物的转移在很多国家非常大。在瑞典可能现在的状况并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我觉得可以尽快开展这块的发展,进一步地来提高教育,以及托儿服务水平。另外从法规监管的角度来讲,我想有很多相应的法规。总的来说,这些法规一方面比如说去确保我们相应的一个工资,价格,等等,尽可能不做太多的监管和管制。包括租金等等这些方面不要有很多的管制,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像私营公司的,比如说还包括住户的破产这块相应的规定,这块也是可以来做的。很多的欧盟国家,比如说像瑞典,不允许个人申请破产,但是在美国有个人申请破产的体系,我想这个也是可以通过一个社会保险的方式来解决。那么详细的我不再讲。但是我想这样的制度非常重要。实际上这是不允许个人的破产,那么实际上它可能期望这个人能够偿还他的负债。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如果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必要的贷款,可能就不贷了。但是实际上就是他的保险非常薄弱。那我们看到在美国逐步出现的问题,就是住房这块的危机,也就是说很多的居民,他们由于有这样的一些法规的监管,或者是说在美国的这种破产,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去,他们在住房的贷款上没有支付,出现了违约,使得住房体系危机变得更大。所以说个人的破产也不能太过于极端,但是需要有一个个人破产的制度,但是却不能够幅度太高,幅度太高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一点,刚才介绍了不同的工具。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可以极大地从建立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中收益。尤其是这个国家一定要提高效率,那么在中国最近推出的这些改革的举措里面,实际上跟相应的观点非常一致,就像胡舒立女士提到的一样,的确要建立福利的国家,比较有挑战的,但是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在我们进入到结构的转型中来,市场的力量,经常会导致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增加,风险的增加,这些风险必须要处理。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保险,在我们福利国家也会发生重大的决策。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总体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中国目前也正在建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体系和一个国家。那我想这的确是非常独特的阶段,如果说这个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效率非常低,但想改变非常困难。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此为2013年12月18日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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