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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涌谈司法腐败的解决出路

2013年12月19日 19:33
过去多年中国司法腐败非常严重;司法相对独立是解决司法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

  【财新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 王涌】各位来宾,下午好,我演讲的主体是关于司法腐败和司法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中国的司法腐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它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中国政治权利腐败的附属品,其中原因有两个。第一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虽然表面上是建立市场经济的20年,但是实质上也是一次重大的财富分配,是一次从公到私一次财富分配的革命。当然它的效果是消极的,财富分配的重大事件我们归纳一下,包括2000年以前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3万亿的呆帐死账,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财务的问题,而是财富分配的问题。

  第三土地出让,第四国企改革。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如果谈到财富分配的话,恐怕是2008年的国家4万亿的投资,有人估算,其中应该有15%到20%,作为权力腐败来流失,也有人估算比例更高。既然这十多年是财富重新分配的十多年,必须要引起权力的贪婪,腐败不可避免。脆弱的司法体制在如此重要的财富贪婪的欲望面前,它如何抵抗呢?所以司法腐败也是必然的。当然从司法技术上来说,有很多财富的隐蔽的转移通过司法渠道来完成的。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尔滨企业改制,怎么办呢?房地产公司先通过收购集体企业,然后很短的时间内,集体企业的土地就挂牌出让,出让采取毛利出让,设置前提条件,所以底价很低,一亩10万。再比如说,南方某省一个诉讼当中,民企和政府,但是后来呢,政府的市委书记成为高院院长,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的判决都被推翻。这里都涉及到重大的财富分配。

  当然了,如果从金额来讲,司法腐败和它之上的权力的腐败金额,应该为司法腐败说一句公道话,司法腐败是小巫见大巫。国家的投资政策,4万亿等等,它的分配金额都在上万亿,而司法腐败的金额只是其中一部分。为什么司法腐败引起强烈的社会后果,一个主要的原因,每一个案件针对具体的公民,刺伤的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和心。所以它引起的社会反响更加强烈。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司法必然腐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法院体系和中国国情非常相似,要承担过多的特殊的政治任务,所以必然就破坏了它内在的治理机构。

  内在的治理结构不破坏,必然引发结构性的腐败。那么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有三个失败,第一个中国法院体制的失败,第二个失败是中央政府为了挽救司法腐败,所以采取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上访制度,上访制度被证明也是失败的。第三个是司法监督的失败。中国有很多监督,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我们有一个小案件,比如中国某省,省委督察市主任他说过督察工作有高度的权威性,一定从讲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个事情,必须跟领导保持一致,这种权威性只能是上级监督下级,必须按领导的意思办事。

  我认为这段话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当中,所谓的监督到底是如何运用的。当然为什么在这十多年中形成了这样一种结局,我们不仅想起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在过去的发展中有什么失误呢,我想第一在维稳问题中,我们由于特殊的维稳形成现有的体制。第二是经济领域,当然了,颠覆性的失误的产生的原因和我们的这个权力集中体制有关系。信息不充分,所以只能凭少数的领导对社会事件的后果进行判断。所以极容易产生一种叫过度反应现象。一有风吹草动,特别是经济和维稳领域,维稳是害怕是引起过度的社会混乱,在经济领域是害怕经济箫条引起失业率的上升,导致生活不稳定。所以中国的政治权力的决策体系,如何避免这种不良的后果,确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的问题。

  我们中国未来如何在司法腐败被遏制呢,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在中国的财富的分配的问题上,如果在今年十多年如果还有大量的隐蔽性的财富分配,司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力必然是贪婪的,一旦有肉,狼要下手,所以脆弱的司法体制不能阻挡第二波的隐蔽的财富分配。但是有没有呢,好像分配的差不多了,土地出让已经完成了,还剩一个集体企业。当然国有企业如果下一轮要进行改革的话,破除垄断的话,有一个行政特许权的分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应对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出现颠覆的错误。如果再出现这种反映过度的决策的话,这个可能不在中央政府的考虑之下,所以必然要扭曲中国的司法体制。那么司法改革,应该如何改呢?

  我认为分两个层面,首先是技术层面。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去地方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方法院被地方利益所管辖。第二,中国的法院体系在微观层面上,有一个重大的作为一个法系,作为一个法律的体系和知识体系,还有一个重大的缺欠就是规则的匮乏,我们很多规则都是抽象的,使法官有巨大的权力。为什么在英美国家这种自由裁量权非常少,因为它采用的是判例制。

  它及时地填补法律规则的空白,但是中国的法律的规则是非常缓慢的。中国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可以在将近十年才出三个司法解释。而我们最高人民法院采用的案例指导制度,在过去的当中,指出了三批,三批16个案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呢。另外还有中国法院法官的素质,我们是否考虑,建立精英法官制度,建立巡回法庭,重新选择法官,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影响中国的司法。

  另外还有一个考虑,可以考虑建立专业性的法院,比如行政法院等,这种专业性的法院意义在于可以分权,使得它更加的专业化,更重要的在法院之间形成体制。在英国的早期,法院体系就是相互之间形成了竞争,这种竞争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的制度。这是从技术层面。

  从长远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司法相对独立。虽然在这种一党体制下,提司法独立存在着障碍。但是可以提司法相对独立,如果它不相对独立,我们无法解决中国法院的威信问题。如果法院没有威信,作为社会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系是作用巨大的。在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当中,有的是宗教仪式的的裁判,因为人们对宗教是信服的,所以成本低,但是在现有的制度下下,人们对法院失去信心,所以成本巨大。

  所以司法相对独立是解决司法威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三中全会当中提出了审判独立的概念。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中国的每一个法官都是庞大法官中的一个机器,受到内部的这样一种管制。我们的法院已经变成了一种严格的一种行政化管理,甚至军事化管理。法官只是一个机器。所谓的独立审判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不在更宏观的政治体制上,考虑司法相对独立。那么独立审判,虽然三中全会提出的口号是2020年,但是它的实现的可能性令人怀疑。所以没有司法相对独立,就没有独立审判。谢谢各位。

  此为2013年12月18日王涌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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