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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用市场方式破解难题

实时报道 2013年12月26日 14:40

行政审批权的下放,公司注册制度的改变,负面清单首次被提出,对未来改革总体乐观

  【财新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高西庆】我想讲讲我对这段时间整个形势的变看法。刚才讲的具体的财经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国家、政府、党中央所拿出的新的政策对我们下一步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大家问我,我对这个形势怎么看,我说我这个人是很乐观的人,基本从我生活方式和参加的运动来说,人家说我这就属于极端的乐观派,可能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我在前一段时间对于这个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担心的。那么这担心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和我自己对事情的经验,跟各位的意见不一定一致。总体来说,我是乐观的。这种乐观占51%,还有49%不大乐观。

  最近经过了几次新一届党中央上台之后,尤其到三中全会,到今天的会议一步步看到我们的政策一点点拿出来,使得我感到非常的振奋,就是原来的乐观情绪得到了鼓舞,回到了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我的乐观大大提高。为什么呢?我下面讲几点。

  第一点,就是行政审批权的下放,这个事情说了好多年,也做了不少。本届政府上台之后,本来也做了一些,在三中全会以前也做了,但是我们对于行政审批权的放松还是有相当的犹豫,不管是有的人讲的确实站在监管的立场,自己做过监管者,对一些问题真的从心里担心,跟我们国家的实际的形势,刚才王君也提到了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的问题,我们影子银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所以监管的人,负有责任,出了问题找他算账。那怎么办,他对这个问题相对保守一点。但是现在我们肯定行政权的下放和以前有了相当的程度的进展,有了很大的不同。

  不同在于哪里,越来越走到了更加实质性的阶段。每一次行政权下放都是跟原来权力放在手里不一样。这次大家注意到一点,中国人没有说过的词,就是负面清单。这不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是西方发明的,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在跟我们的高层谈判,每年提出两个问题。头一次在中国自己的规则系统里,中国自己的法制体系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概念,负面清单。什么意思,清单列明东西是负的,不可以做。听起来是负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在这个名单之外的东西都可以做的。这是中国过去3000年,这个有了比较正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以来所出现的事情。

  中国人到不久的以前,因为我自己跟某个部门打交道,不断地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叫做没有允许的东西都是禁止的概念,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基本的概念就是没有禁止的东西都是允许的。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变成了这种重要的概念之后,其实反复地被提出来,不断地出现,但是没有到今天这样成为基本的基础。

  政府要求边界到哪里,管到哪里?我感觉有了这个,大量的事情好办多了,尤其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是搞金融经济搞商业的人,尽管今天我们不断地碰到各种各样的机构,设置不断地障碍,但是这个状况会逐渐地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变化。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要深入人心地感觉到,你没有明确的禁止东西都可以做的,这样使得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中国人在全世界是多么的勤劳,勤奋,有创造性。很多发明创造中国人做出来,做出来是跟机制有关的。那么我们这样的机制,使得我们的创造性得到大大的发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么跟这个审批有关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把公司的这个注册制度改变了。以前说公司注册,实缴资本的注册,你必须把资本打到账上,工商局的人看了,就可以了。政府说有这么多钱,出了问题找政府,政府管的问题太多了。事实上政府管不了,我们自己也清楚,政府也清楚。这次改变过来,你注册公司,你声明注册多少钱,你拿一块钱注册也可以,这和全世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机制相对地接轨了。这使我们前面所讲的机制性的障碍,企业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做事,而不是放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这个在通过公司法的时候,当时证监会当时刚刚成立,证监会的提的意见用注册资本制,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实现,现在终于转变过来了,这就是历史的方向,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

  第二个问题是四大机制改革。这看起来和这个经济好像关系不大,其实我觉得关系大的很。因为在司法上,整个审判的机制,要决定最后市场上的规则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的问题。那么现在市场规则,大家知道市场诚信度不高,骗人的人很多。这跟我们的机制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司法上往前走了一步,虽然看起来不大,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对于我们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职能问题,就是我们要,刚才几位监管的人员也讲了,资本市场的审批的制度。这个呢,三中全会明确将讲了,证券公司上市发行这些问题,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最近这个时期不断地会出来,监管机构对于证券发行的实质性的审批有改变。这一点我自己也研究了很多年。写了很多东西跟别人辩论,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今天到这个方向了了。政府没有能力确定一个公司到底是好是坏,有了市场,就让市场判断,为什么让自己判断,让高素质理想的人解决。问题是这个机制使得高素质人的理想磨灭了,使这个机制不能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政府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审批制逐渐地改变过来。当年公司法头一次修改的时候说,说不能审批了,改审核了。审批和审核的区别是什么,大家看到一点区别也没有。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政府想干什么。

  我想这一次三中全会使得我们得到很大的政策,就是说可以终于有实质性的放权,终于使得我们认识到市场是最聪明的。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政府,不可能跟市场对着干的。

  刚才王君讲了央行独立的问题,这个是跟那个有关的。这个运用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学经济和金融的人,尤其学央行金融体制的人,王君是学这个的,他比我有机会。我们到今天看,这种机制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就是西方的机制,王君刚才说中国的机制不明不白,不太清楚,他希望相对比较清楚。这个我同意。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今天还真的不清楚。因为我想说你看到美联储,你看看日本央行,看看德国央行,相对之下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之一,这几家都是跺脚,世界都要颤抖。但是金融危机以后,他们很多决定跟自己一直坚持的基本的理念,坚持不下去了。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很少了,美国现在两党会打到这个程度,美国不得不关闭一段时间,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想我们要明确地说,政府对于这个央行不能有任何的干预,这点值得探讨。

  第四个就是我们说GDP导向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三中全会清楚地看到,过去我们的政府领导多少次讲科学发展观,但是真正的实现它,到今天为止,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整个机制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以GDP为基础来发展,各地的官员不得不把这个作为自己业绩的表现。

  最近这些会议说明我们不能再以这种方式运作了,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下一步就是说去年经济下滑,很大的压力,我们没有拿出量化宽松政策,我们上一次拿了4万亿,经济上去了,但是为了这4万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一次中央政府顶住了这个压力,没有用量化宽松的方式刺激经济,这一点做得很负责任。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GDP的每年增长已经从原来的9个10个百分点降了下来,到了7点几,这个是应有之意。这个很明显这种边际效益已到负的里面。所以今天有了根本的改变,我觉得有了根本改变的意愿,是不是有根本的改变,我们还在看。我觉得这次非常有信心,看到这个状况,让人有足够的乐观的理由。

  最后一个反腐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所有要执行,很多人有疑问。到底能不能执行。想法很好,每一次党中央的全会,每一次重要的决定,拿出来基本都是正确的。我想我从一段时间,至少过去一年的观察,我觉得这次会有相当的不同,就是现在反腐败运作机制,从上而下,从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开始,到中纪委自己的官员开始,购物卡之类的,官员不能做,要公布官员财产等等。这样一步步走下来,使得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习近平主席讲话里有那么一个词,什么意思?现在想想,回头看看过去一年的事情。马上又该过节了,从前面国庆节到中秋节,你就看到我们现在到处送礼的减少的程度,看到非常贵的各个都是单包间的餐馆一家家关门或者卖盒饭,这个是中国有了巨大的变化,向好的发展。

  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官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么舒服了,而且有些人不那么想当官了。因为当官没有那么舒服了,他的责任很重要,动不动审计,动不动问责。这样监管的官员又有能力,还得理想主义。这个就是使得我感到有足够的信心,使前面的几点得到实现,我就说这些。

  此为2013年12月19日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发言

  

责任编辑:周勇 | 版面编辑:王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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