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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政策制度与“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李先达 2014年01月14日 11:14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中等收入陷阱”近在眼前,中国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法制、金融、教育相关领域改革对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十分重要。

  【财新网】(记者 李先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我觉得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大概有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是增长速度很快,另外一是这个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字幕】人均GDP从6000美元上升到1万2千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要努力迈上的一道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转变增长模式,让它变得相对可以持续。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技术进步或者创新,从我们现在的6000美元人均GDP上升到1万2千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但是最终可能是一个问题。今天作为讨论,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自己做的一个研究,跟我的合作者一起做的研究。

  这个题目叫“政策制度与中等收入陷井”,我们做这个题目是跟我们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相关,中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应该采取政策,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增长的理论和讨论,但似乎有一套政策的建议,觉得这些决策是帮助我们增长。包括刚才菲利普教授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非常具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几十年,大家曾经听说过,有一个华盛顿共识——小政府,支持教育,政府不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这些在经济学上我们都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似乎过去很多用华盛顿共识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知识增长的政策,实际效果不太好。而恰恰是那些比较成功的东亚国家,在传统模式上来说,其实是受到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的批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于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国家,它的支持增长那个的政策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应该金融自由化,应该民主化,应该竞争,是不是这些一些政策是全球性适用,对所有的国家是一样的。

  【字幕】没有正常的法律法规的秩序,不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很难实现真正的高速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所以我们做的这个研究是一个简单的实证研究,把100多个国家放在一起,把它分成三个组别。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过去三四十年的数据,从统计上来看,到底哪一些政策是特别有利于帮助我们克服中等收入陷井,有一些在这个阶段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作的分析很具体,但是有四个方面的结果我可以简单地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法律法制环境,我们发现法律法制环境是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这个组别里面,对增长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的作用,没有区别,低、中等、高收入国家都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对低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如果你不能维持正常的法律法规的秩序和公平正义,很难想象你能真正实现高速增长。

  第二个我们发现比较有意思,就是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从传统上说,它影响效率,不利于增长。但我们发现在低收入国家,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利率、汇率,对资金配置的管制确实有效率的损失,但是它综合起来讲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那么我的理解,我们过去对中国经济做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我们发现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正面的贡献。但是到了在过去的十几年变成了负的,早期是正面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抑制尽管有效率损失,但是帮助有效地把储蓄变成投资,帮助我们支持警容稳定,所以它其实对经济增长是正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负的,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实证研究发现也是一致的,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金融抑制的对增长的制约就变得非常明显,也就是说,金融改革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个时候再不改革很难再往前走。这个我想道理已经很简单,刚才已经讨论过,金融涉及到我们资源的配置。金融的改革也涉及到如何支持创新活动,不能靠过去这样的政府干预的资金配置,很难适应我们的创新活动。

  【字幕】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短期内不一定带来更快的增长。教育与创新是发展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开始我们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主化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很清楚的。对于低收入国家,民主化的做出来的实证结果是负的,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不清楚,没有很显著的结果。这个当然和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想办法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现在的理解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民主化可能本身不是一个支持增长的一个政策,也就是搞民主化,可能是为了保障人权,保证公平,保证正义,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短期的增长措施,很难说。起码在实证里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要做,我并不是反对民主化,我是坚定的支持者,但如果你在考虑中等收入陷井怎么样保持高速增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也有很多人说台湾韩国也靠民主化走过来的,我觉得从时间上看,在台湾和韩国快步的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国家。当然最后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也就说,是不是有一个发展和公平之间和民主之间,有一个选择,什么时候里认为是重要的,但这个话题我不想展开。我想简单地说是,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短期内不见得带来更快的增长。

  最后一点就是今天已经提到的,创新最终的是研发开支,教育开支,在这些方面我想不用再具体讨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创新,技术不能进步,产业不能升级,根本不要想你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当然也有很多教训。包括蔡洪滨院长提到了教育对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我特别认同,但是我想特别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民工的素质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3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增程度上,是通过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城市的工人,这是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这些民工现在大概有一亿到两亿的民工在从事工作,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大概就是初中生,但是工资已经从10年前的1000人民币一个月上升到现在4000人民币一个月,也就是说工资的大幅度上升,使得我们的很多产业已经面对压力。但是问题是,这些拿着4000,和5000、6000、7000、8000(工资)的初中毕业生能不能适应在更高层次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我们觉得劳动力短缺,工资的上升有压力,如果我们的农民工的素质不提高,我们下一步到底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还是过剩的问题,现在很难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政策建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要开始重视民工的培训问题。谢谢大家。

  (此为黄益平2013年12月19日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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