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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涌:如何遏制司法腐败

大讲堂 / Caixin Forum 2014年03月25日 10:34

“司法相对独立”是提高法院威信的一种手段

  【财新网】【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王涌】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如果谈到财富分配的话,恐怕是2008年的国家4万亿的投资。有人估算,其中应该有15%到20%,作为权力腐败来流失,也有人估算比例可能更高。既然这十多年是财富重新分配的十多年,所以必然要引起权力的贪婪,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脆弱的司法体制在如此重要的财富贪婪的欲望面前,它如何抵挡呢?所以,司法腐败也是必然的。当然从司法技术上来说,有很多财富的隐蔽性的转移,也是通过司法渠道完成的。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案例,在哈尔滨涉及到一个集体企业的改制。怎么办呢?房地产公司先通过债务重整,收购集体企业,然后很短的时间内,集体企业的土地就挂牌出让,出让采取毛地出让,设置前提条件,所以底价很低,一亩10万,市场价500万。所以,这个财富就流转了。再比如说,南方某省在一个诉讼当中,民企和政府。但是后来呢,政府的市委书记成为高院院长,所以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所有判决都被推翻。这里面都涉及到重大的财富分配,它包括土地、煤矿和企业产权。

  为什么司法腐败引起强烈的社会后果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每一个案件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公民,它刺伤的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利益和心。所以,它引起的社会反响更加强烈。

  【字幕】司法腐败的产生和法院体系承担了过多政治任务有关,需思考如何避免“过度反应”。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王涌】为什么在过去十年司法必然腐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法院体系和中国国企非常相似,由于它要承担过多的、特殊的政治任务,所以就必然破坏了它的内在治理机构。内在的治理结构破坏,必然引发结构性的腐败。

  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当中,由于以“维稳”这样一些特殊的政治任务,所以形成了以政法委为领导核心的法院的领导体制。那么,它不可能采用现代的司法的制度,所以它不可能避免司法腐败。它导致了有三个失败:第一个失败是中国法院体制的失败;第二个失败是,中央政府为了挽救司法腐败,所以采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化的这样一种上访制度,上访制度被证明也是失败的了。第三个失败是司法监督的失败。中国有党委监督,人大监督,政协关注,这三方面的监督。但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这里以一个小案件作为一个微观的考察。比如,中国某省省委督察室主任,到省高院进行督察,针对某一个个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督察工作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一定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处理这个案件,必须跟领导保持一致,跟省委保持一致,这是领导的意思的体现,而这种权威性只能是上级监督下级,对领导的批示必须百分之百的清楚,按领导的意思办理。领导是政治家,督办的案件,办的是铁案,不能反覆,反覆是不允许的。”

  我认为这段话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当中,所谓的监督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信息不充分,所以,只能凭少数的领导对某一项社会事件的后果进行判断,所以极容易产生一种叫“过度反应现象”,overreaction。一有风吹草动,特别是在维稳和经济领域,维稳overreaction是害怕引起过度的社会混乱,在经济领域overreaction是害怕经济萧条引起失业率的上升,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的政治权力的决策体系,如何避免这种一种overreaction的后果,确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字幕】为遏制司法腐败,应通过“去地方化”和重建法律规则、调整法院设置来加快司法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王涌】展望未来,中国的司法腐败是否能够被遏制呢?从宏观层面上,我认为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在中国的财富的分配的问题上。如果在今后十多年当中,依然还具有大规模的隐蔽性的财富分配的话,司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同期】权力必然是贪婪的,一旦有肉,狼总是要下手的,所以脆弱的司法体制是不可能阻挡这样一种第二波的、隐蔽的财富分配。但是有没有呢?好像分配得差不多了。土地出让已经完成了,还剩一个集体企业。当然国有企业如果下一轮要进行改革,破除垄断的话,又存在一个行政特许权的分配,这也是一个财产分配的很重要的因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应对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如果再一次出现overreaction,这样一种决策的话,那么所谓的司法改革,并不会在中央政府的考虑之内了,因为有重大的更急切的社会问题要应对,所以必然要扭曲中国的司法体制。

  那么,司法改革应该如何改呢?我认为应该分两个层面。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第一,三中全会提出了“去地方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方法院被地方利益所裹挟。第二,中国的法院体系在微观层面上,作为一个法律的体系和知识体系,它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规则的匮乏。我们很多的规则,法律制度都是抽象的、笼统的,所以使得法官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就相当于一个商品了,它必须要买卖的,所以腐败也是必然的。

  那么,为什么在英美国家,这种自由裁量权的空间非常小呢?因为它采用了判例制。在一个高级的法院做出的判例,就立刻成为以前人们、法官所没有遇到的一个案件的一个新的规则,为下级法院全部采纳。它及时地填补了规则的空白。但是,中国法院的规则产生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可以在将近十年才出三个司法解释。而我们最高人民法院采用的案例指导制度,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只出了三批,三批一共16个案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另外还有,中国法院法官的素质。我们是否考虑,建立精英法官制度?重新选拔法官,由高级法院采取巡回法庭的方式,以一股新的力量来影响中国的司法。

  另外还有一个考虑,第四点就是,可以考虑建立专业性的法院,比如行政法院,商事法院。这种专业性的法院,它的意义何在呢?它可以分权,它使得它更加的专业化,更重要的是在法院之间形成竞争。在英国的早期,法院体系就是多系统的,相互之间形成了竞争,这种竞争也是保证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好,这是从技术层面。

  【字幕】司法不相对独立的话,我们无法解决中国司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法院的威信。

  从长远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司法相对独立”。如果司法不相对独立的话,我们无法解决中国司法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法院的威信。如果法院没有威信,作为社会治理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系它的成本是巨大的。在中世纪的裁判当中,有的时候采用宗教仪式进行裁判,那完全是看运气,但是人们都信服。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使得人们信服,所以它成本极低。而我们呢?几个案子即使判得公正,在现有的制度下,人们对于法院失去信任,人们依然不服,所以成本巨大。它就是导致我们为什么上访制度也失败。

  所以,“司法相对独立”是解决司法威信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在三中全会当中提出了“审判独立”这样一种概念。但是,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中国的每一个法官都是庞大的法官体系中的一个机器,它受着内部的这样一种管制。我们的法院已经变成了一种严格的一种行政化管理,甚至军事化管理。法官只是一个机器。所谓的“独立审判”,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不在更宏观的政治体制层面上考虑“司法相对独立”的话,那么“独立审判”,虽然三中全会提出的口号是2020年,但是它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令人怀疑。所以,没有司法相对独立,就没有独立审判。谢谢各位。

  (此为2013年12月18日王涌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周勇 | 版面编辑:王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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