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我在这里寻找

文/财新记者 罗莉兰

北京太大，太多人，太拥挤，诱惑太多，人太容易迷失。北京地铁就是其中一个缩影。地铁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张星海十年如一日在地铁里，穿过拥挤的人群，记录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瞬间。到今年年底，随着地铁16号线1期将开通，北京市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574公里。到2020年，数字将突破900公里，中心城区步行不超过千米就有一座地铁站。北京地铁不断扩张版图，却依然满足不了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

财新记者：你什么时候来北京？

张星海：我是陕西永寿县人，1999年春节前来到北京，当时干了许多底层的工作，工资也少得可怜。2003年底，才到北京科技报社当文字记者、编辑。各种机缘巧合，我逐渐喜欢上摄影，2012年才在北京科技报社正式当摄影记者。

财新记者：那什么时候开始拍摄北京地铁？

张星海：地铁是我的第一个长期专题。2006年，因为听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朱炯老师的一个讲座，她在讲座中完整地放映了她自己的专题《人文中国》，记录西北地区普通人的生活。我完全被里边的照片唬住了，她的照片里有很多场景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农村和小县城特有的场景。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摄影关注人，关注当下普通人的存在。我以前也拍照，拍一些花花草草。但是2007年开始，我开始正式用胶片拍地铁。其实，我曾经也拍过北京的夜晚和北京的火车站，但最后都没有坚持下去。地铁专题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上下班坐地铁。工作日，每天至少两趟，一趟得一个多小时。工作时，出去采访，我也尽量选择地铁。我不像别人，一上地铁就把相机收起来；我是一上地铁，就把相机掏出来。一拍，就到了第十个年头。

财新记者：一般你会在哪条地铁上拍照？在地铁里，你最多看到人们是哪种状态？

张星海：拍得多的是1号线，10号线，八通线。今年开始，我专门去拍地铁，各个线路都会跑一跑，去得多的是9号线和4号线。北京地铁的拥挤和时间段有关，并不是都拥挤，比如，14号线，去园博园那段，就特别空，没多少人，乘客都在座位上玩手机，几乎就出不了照片。在地铁上，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北漂了。北京地铁里有各种各样的北漂，许多打工一族穿着工装上地铁。有些人喝醉了躺在地上也没有人管。外地游客也很多，他们有一个特点，就会老瞅着地铁路线图，怕坐错了车。

财新记者：在一次访问中，您说：“在做这个短片（《北京地铁剧场》）前，我就想，片尾曲应当就是汪峰的《北京 北京》，这首曲子和我拍的内容太贴合了。”歌曲和照片贴合的内容是什么？

张星海：这首歌就是描写北漂们的那种状态，和我拍摄的许多画面非常贴合，感觉是一样的，“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就像我当年拿着大专毕业证来北京找工作一样，都非常艰难，北漂的那种辛苦和坚持我能深刻地体会到。

财新记者：《北京地铁剧场》这个短片最后以秦腔做结尾，是为什么？

张星海：微博上，我也曾经私信给汪峰，但他一直并没有回复。所以只能放弃。后来一直再找一首适合做结尾的曲调。这短片四分钟的影像很让人压抑，秦腔最后能把这种压抑吼出来。

财新记者：在地铁上拍照，他们会不会阻止你？

张星海：这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面对镜头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到你拍他，会习惯性地歪头，或用手遮住脸；有些人就无所谓；也有的人看到你拍他，就想看一下相机里是否拍了他，如果他要求删掉，我就删了，删除照片也不是非常多，差不多有七八次吧。虽然现在法律还没有一条条文规定“不能在地铁上拍照。”但是地铁里的工作人员都一般会干涉拍照，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离开，换个地方。

财新记者：为什么以十年作为整个专题的结点？

张星海：感觉要拍的东西不能再超越了，能碰到的稀奇事也差不多都碰到了。

财新记者：下一个计划拍什么？

张星海：原计划是拍自己的家乡和黄河，但估计暂时都实现不了。拍家乡需要回去家里待一阵子，拍黄河则更需要时间和精力，现在还要养家糊口，还做不到。

财新记者：那你需要从身边寻找选题拍摄了。

张星海：北京街头可能是比较实际点的选题。

财新记者：你从地铁转到街头，空间变大了。

张星海：对，面积变大了。北京那么多摄影师，却很难一下让人想起一个摄影师，说他拍的东西可以代表北京。不像上海，一说到上海，人们就会想到陆元敏，想到雍和，北京太大了，各个层面上都很难拍清楚。

财新记者：街拍需要花很长时间，成效又少。

张星海：街拍是最花时间的。刘涛能拍好合肥，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在街上走，一直沿着熟悉的路径在走。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街拍，一开始觉得自己在一个贫瘠的矿上挖掘，好像别人都在新闻的富矿上挖掘。但后来细想，虽然自己在贫矿上挖，不见得挖出来的就不是好东西。新闻是易碎品，新闻图片也“易碎”。在街头上拍到的好照片，人们可以放在一边一直慢慢欣赏。

财新记者：你的工作是拍什么？

张星海：我在北京科技报社，真正的硬新闻其实拍的不多，主要拍的是会议、活动和一些人的肖像。报社的拍照就是工作，必须认真面对。街拍则完全是自己的爱好。爱好有时间就可以一直做，但是时间成本很大。走在街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在忙着赚钱，自己却一个人在街上晃荡，根本不产生效益，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做不赚钱的事情是很让人难以理解的。

财新记者：你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张星海：对。

财新记者：你会不会觉得北京生存压力很大？

张星海：北京的生存压力一直都很大，但我在北京已经待了十多年了，压力已没当初那么厉害。像我们70后可能还好一点，老早把房子买了，不像80后又要买房，又要成家，压力要大得多。

财新记者：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北京？

张星海：其实想过。我和媳妇的户口都不在北京，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可以在北京上初中，但高中就不行了，高考时，他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所以我们迟早得回去。还有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新鲜感就没有了，有时会想去别的城市，或者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资讯很发达，各种联系都很方便。住在哪个城市，关系不是太大。如果是自由摄影师，住在哪都无所谓了。

财新记者：北京是你的第二个故乡吗？

张星海：算是吧！毕竟在这里待了十几年了。对于我的小孩来说，你问他来自哪里？他会说来自北京。他对老家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们每年回家只有一两次，而且每次回家都待得特别短。23岁之前我一直待在家乡，后来，每年只能回一两次，这么多年来，家乡变化特别大。

财新记者：你挺喜欢参加摄影工作坊，通过这种形式，有怎样的收获？

张星海：至今参加过三次，在2010年，通过张乾琦北京摄影工作坊，我才开始认识摄影圈内的人，之前都是自己摸索着玩。第二次是参加东营的“黄河口大湿地.彼岸灵光摄影工作坊”。第三次，就是最近去的新疆这次。工作坊能让我交好多朋友，不但能从老师身上，也可以从同学们身上学到好多东西，眼界开阔了。工作坊的老师会教你尝试放弃原来摄影的套路，拍出另一种风格的照片。比如，东营那次，当时有十二位同学，只有两个人拍图片故事这种传统的报道方式。我拍的是黄河口的新淤地，新淤地上的啤酒瓶，渔网等黄河携带的垃圾，这应当算是景观摄影了。

财新记者：你还拍过什么？

张星海：最近几年和一些公益组织合作拍了一些项目：例如罕见病的项目，公益组织的心理咨询师，还有失独家庭，我一直也想进入，但一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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