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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

2012年12月24日 12:08 财新记者 霍侃 戈扬

黄益平认为,改革政府行政干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主持人 张媛:

  2013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周期,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优势和红利将逐渐消退,未来中国能否找到新的动力继续保持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未来的经济将如何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黄益平,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早年供职于花旗银行,负责亚太地区经济与市场分析,拥有金融市场实践经验;此外,他还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多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使他对政策的解读更加深刻,更清晰地把握市场变化的脉搏。

  日前,黄益平在出席“财新2012峰会”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企稳回暖,未来经济增速将保持在8%左右,而这个增幅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

  财新记者 霍侃:

  如果实现像您刚才预测的大概8%左右增速的话,从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者来讲的话,主要的动力可能是会来自哪些方面?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如果是要稳定或者是说像过去不断减速的势头要把它扭转过来,还是要靠投资。但是这个结构调整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自己做的分析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来其实已经开始有回升。从这个官方数据来看,我们前3个季度消费在GDP增长当中的贡献已经超过50%,所以说以后的增长,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可能是要靠消费。

  财新记者 霍侃:

  说到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我有一个疑问: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需不需要区分它里面是政府部门的消费还是非政府部门的消费?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需要区分,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结果做出来以后我们发现,总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来确实开始上升,但我们看的是总的消费的量。在6月份的时候李稻葵教授也做了一个研究,他用的是不同方法。但是他看的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但是结论跟我们做的非常一致。他发现2007年以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要是这两个研究还靠谱的话,其实说明我们的经济再平衡已经在进行当中。

  财新记者 霍侃: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非常明显,你觉得这种变化是说因为短期的美国、欧洲它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影响还是说一种趋势性的变化?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我觉得现在的升值应该是更多的是周期性因素受影响。第一个是现在似乎是越来越多的人确认经济已经见底,那么这实际上是减少了有一些投资者原来担心经济硬着陆,如果经济硬着陆,那么你对货币可能不看好。第二个比较大的转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是我们的资本流动开始逆转。因为我们以前资本外流比较突出,最近似乎是往回走。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经济稳定也有关系。

  除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之外,未来货币政策走势也颇受关注。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表明实体经济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在增加,黄益平认为这是经济复苏的表现,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大的货币刺激政策。同时,他认为,社会融资不再局限于银行这一单一渠道,融资方式的多元化的趋势值得关注。

  财新记者 霍侃:

  以目前发生的这种社会融资总量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多大程度上自己的变化?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我的看法是喜忧交加。好处实际上是市场给我们的金融抑制政策提出了很大挑战,就是说你实际上不管央行是不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要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这个政策,市场已经不再愿意接受你过去的对利率的管制、对信贷的管制等等等等。风险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推出去其实是没有在很好的监管框架前提下做出来的,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监管框架,买的人不知道买的什么产品,卖的人实际上也不是特别清楚他在做什么。所以这潜在的意味着里头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要加强建立一套针对这套产品的监管体系非常重要。第二个实际是变相地对地方政府项目的支持。债券也好,或者是说信托产品也好,那么用地方政府的信用,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过去的四万亿的变种。过去的4万亿简单的来说就是银行给钱,但是实际上背后的是地方政府的信用,但归根到底是什么?归根到底不是地方政府的信用。归根到底是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担心的。

  财新记者 霍侃:

  关于房地产调控,10月中旬的时候就看到国务院常务会,它有一个提案,就是说要抓紧研究、制定,最关键的一个词是稳定可预期的房地产政策调控体系。因为我觉得这几年的房地产政策,大家的、民众的预期是很不稳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政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你觉得这种稳定、可预期的政策调控体系比较关键的是什么?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行政手段其实当初,去年4月份推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持反对意见,包括我本人在内。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特别好。第一是不是特别非常公平,你可以买,他不可以买;另外一个是它很难精确化,调控它总归是要微调,但是对于这个微调就比较困难。那么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运用经济手段,但是这个经济手段其实是一系列的手段。我们过去比如说比较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这两个经济(体)在二战后以后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是在房地产价格方面的差别就非常大。德国有一整套的调控房地产市场手段,包括把各种税收,不光是持有房地产,包括交易税,增值税,还有一系列的其它措施。比如说你要到银行去贷款,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对于这个租赁市场的干预,也就是说其实是增加大家去租房子的积极性。

  财新记者 霍侃:

  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你觉得结合过去的经济改革怎么看?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我觉得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们改革的永恒的主题。实际上过去我们经济增长很成功,一般人说就是市场化。还有两条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增长当中起很大的作用。第一个我认为是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相当于是补贴了企业,但是也是剥削了居民。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有节制的干预。和过去计划经济不一样,但是政府在各个领域都有各种干预。当初的目标就是利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来支持生产和投资,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很好,所以我们的人均GDP从220美金到现在5千多美金。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5千美金以后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认为现在确实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我认为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核心的就是这个。

  财新记者 霍侃:

  下一步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具体来说有3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扭曲要把它给取消掉,过去的扭曲是历史性的问题或是说特殊的因素造成的,我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无市场经济的,没有市场,完全是计划的。过去30年很成功但是其实我们只是走了一个半市场经济,现在改革30年几后了以后,是时候实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我觉得就是把过去的一些干预取消掉。那么第二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建议和一般的新型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最后一个就是直接改变政府的这个干预的方式。过去是动员资源,搞投资,以后是要比较间接的做一些,比如说投资基础设施,更多地支持教育、科研升级,那么这些可能是他的做法可能要和过去有很大的变化。能不能跨过去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不能重新定位。

  主持人 张媛:

  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已经企稳回暖,明年GDP增速将重回8%,因此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已无必要,这正给了经济体制改革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盘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两者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实习记者王璨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周勇 龙周园 | 版面编辑:李禹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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