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严复、梁启超等人宣传公域和私域的区别，“公车上书”是中国公民意识启蒙运动的里程碑

　　近代史学者 章立凡：

　　公车上书这个事件发生在1895年，1895年是怎样的背景。中国危机日深，列强环伺之下，开始有这种公民意识。那时公民一词还没出现，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发起这么一个对政治事务要求参与的活动。这批人是怎么出现的？这批人不是传统意义的士大夫。传统士大夫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这部分人因为中西文化对撞，视野比传统士大夫更开阔。他们既有旧学的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又有西方这种新学带来的自由平等权力法治观念，这么一部分人开始走向政治舞台，这是中国公民意识的发蒙。这批人对中国宪政和公民意识的贡献相当大，对思想的贡献甚至超过革命派。他们是有建设性的，是不同于革命派的一方面。还有严复，梁启超这些人。严复讲了一个问题，公域和私域，就是公共领域区分的问题。以前，中国人没有公域和私域的界限。从严复介绍过来以后，大家注意到，公域和私域是什么关系。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要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要有这么一块空间。公域是讲权力的，私域是讲权利的。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也提到这问题。历史上无公域和私域之分，几千年下来就形成的东西。西方人的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把国家放第一位，是国家为主的思想体系。西方是把个人放第一位的。这是个比较大的区别。梁启超曾发表很有影响力的新民说，就是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有很大缺陷，主张要四大自由，要进行新文明再造。他认为儒家文明已不适合。

　　我想公车上书应算里程碑。继这之后，后来就发生一些列事件。大清也看到自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实际上从义和团之后，清政府也不是不想变。他知道世界格局在变。所以要图存。前提是大清皇室统治地位不能动摇。立宪，实际上可以视为民间和统治者的交易。一种社会契约形式。大清搞了个十九信条，这两个东西有个共同地方，就是执政地位不能改变，这前提之下，我同意你们享有哪些权利，也就是个人自由。为什么我说是个交易。因为对双方来讲是代价最小获益最多的交换。原本统治者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立宪以后，得按规矩来，也算是个进步。不幸的是，领导落后群众，老说要改要不改，拖得时间太久了。另外一股势利就起来了，我们不跟你玩儿了，我们要把你这套全推到，我们重来，就是革命派起来了。

　　所以后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赛跑。革命跑前头了。大清自己也太不争气。慈溪光绪驾崩这后，成立了皇族内阁。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在日本战败之后，最后也是皇族内阁，只能以血缘来维系。皇族和贵族也不是不想立宪，也想搞改革，但是他们不会玩。最后举止失措，败就败在铁路国有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再到武昌起义，最后大清就这么完了，有相对的偶然性，但总体来说是很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