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如何使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

　　我们这一节讨论世界工厂的前途和命运。我想说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从国际经验发现我们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第一， 刚才吴老师说到了，至少吴老师赞成“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到来以后，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作为价格信号让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劳动力的供给者等等，作出一定的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工厂也许还是世界工厂，但是这个工厂的外贸、结构、内涵要发生作用。

　　但是，在很多国家，现在讨论中等收入陷井，这个图显示的就是30几年前处在中等收入的国家，在几十年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非常发达的行列，也可以仍然处在中等收入的陷井里面。这是我们可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事情，而需要警惕，大家说到了拉美现象，拉美现在最重要的收入分配，除了这些问题，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成功的国家，它的不成功的经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因此，提出这么几点来，非常快地让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 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任务，也就是说，如何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我们过去资本劳动的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去光号召不管用，为什么呢？其实我认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就跟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假设的是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继续的投入会产生资本报酬递减，跟他们这种假设不一样了。

　　因此，在他们那儿的假设，是说你没有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导致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克鲁格曼质疑东亚奇迹。但是我们东亚，包括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人口红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因此，这种光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行的，是廉价的，这个时候你非让它转变，其实也是仅仅是号召而已。但是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了，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越来越靠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说。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从投入转向生产力的提高，特别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最近，我在读日本的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解释日本失去的头十年的原因，他们的解释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归根到底是全要素生产力表现不佳，而原因是政府在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在保护应该消亡的产业。

　　我们看一下日本在第一个失去的十年里面，它的总投资在下降，当然和老龄化、储蓄率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政府购买，也就是政府的补贴，政府的投资，这样一些保护方式在加剧。因此，政府的作用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资本产出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效率的下降，资本回报率自然就会下降了。这是一种假说，但是我觉得因为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们现在存在着潜在的一种危险，当然有的同志在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我们不是一定谁进谁退。但是我们坚持一点肯定没错的，就是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根本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归根到底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维持比较优势。

　　相反，当它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来补助它；当它遭遇打击的时候，我不分青红皂白，不看是否属于创造性毁灭的或应该消亡的，一味地保护和投资，让它活下去，但是总体中有越来越多不健康的成份。最终使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就不能提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转变，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必须的转变没有实现。那么命运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井。这是一个可能的潜在的危险。

　　第二，如何使劳动力的质量替代了劳动力的数量。我们面临着普遍的“民工荒”，劳动力开始短缺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显著提高，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刚才老姚谈到了美国在经历着无就业复苏，甚至叫失业复苏，而且人们预计可能要十年。

　　大家看这个图（见图），从1991年经济萧条之后复苏首次出现了无就业的复苏，以后历次经济危机之后，他们经济在缓慢复苏，但是就业不能恢复，这一次还看不到尽头。

　　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美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往上走，在优化和升级，但是与此同时，当然也具有很多的最优秀的人才去适应这个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劳动力是在向下走的，连大学都不要上。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失业率是上过大学的劳动者的3倍，因此，比较优势的原则表明，你已经在那个产业结构上了，因此你的劳动力要相适应，要让其他的发展更晚的国家生产他的份额。但是这个时候，产业结构升级了，还留着一些想做中国的农民工做的工作的想法，因此他说我们拿走了他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遇到一个危险，“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年年上涨，每年的增长率大概有10%，是好事，改善收入分配。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个不好的信号，也就是说，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会觉得孩子还上什么学？赶紧去找工作，因为工作好找，工资也在涨。因此我们面临下一代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问题，都是对我们未来人力资本构成了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太健康的一种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