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成为工资形成的合力方式

　　第三，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面临着风险，就是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成为工资形成的合力方式。也就是说，我不是学劳动经济学，但是我是搞劳动经济学的，我们有一个认识，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和其他的要素市场也不一样。因为劳动力的载体是人，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从来不应该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的。尤其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以后，劳动力工资是要由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决定的。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看到的历史经验，经过了中等收入，跨越了刘易斯转折，这时如何应对工人对涨工资的诉求的问题，成为了未来能不能社会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创造庞大的消费群体，一个关键的选择。

　　我举一个例子，日本、韩国，他们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成功的速度不一样，历史有过差异。日本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10年以后，他的消费率就停止下降，大幅度地上升了。我们说它的“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斯转折点”相交了，但是滞后一点，收入分配改善了。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0年以后消费率还在下降，到了接近20年，才改变了这种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状况。

　　原因在哪儿？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在日本叫“春斗”，也就是把潜在的工人耗费精力闹罢工诉求的那种消耗，就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一块在屋里吵，经过争吵以后就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和妥协，结果工人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增长。

　　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韩国的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但是当时朴正熙还在压制工会，不允许搞工会，不允许吵工资，因为他不能顺应工人的诉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结果政治也不安定，朴正熙本人也遭遇了两次暗杀，直到后来他去世以后，他们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在80年代后期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才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应该说在“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来决定工资，才可能改善我们的收入分配。

　　这是一个辩论，有的经济学家说你不要引进工资及其谈判制度，因为那样会引火烧身，我觉得它的含义就是建立了一个制度，工人就会用这个制度去提出他的诉求，他的胃口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说，这种建议是“鸵鸟政策”，也就是说不取决于你有没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工人总是要有诉求的。因为他的诉求不是因为状况在恶化，他受不了了，而是在于他的状况在改善中，越是改善，他的期望越高，他的诉求越多，所以必须有制度平台。

　　最后，我们看看劳动争议比例最多的地区，这些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普通劳动者工资比较高的地区。我们用三个概念，赫尔希曼在解释人们对不满如何表达、如何提出自己诉求的时候，用了三个概念，一个叫退出、一个叫呼声、一个叫忠诚，我们看一下，如何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找工作很难的时候，工人没有退出的机制和胆量，因此他们没有退出权，他怕被解职，丢掉这个工作，因此他不会呼吁，没有系统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多诉求。但一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开始有选择了，你这个就业岗位没有了，我还有企业要雇我，这个时候劳动力有了退出权，一旦有了退出权，有了退出权作后盾，劳动力可以更多的呼吁改善他的工资水平，改善他的劳动条件。这个时候退出权保证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

　　对于一个血汗工厂，可能抬脚就走了，不需要留恋，也不要跟他谈，但是对一个比较好的企业，名牌企业，虽然不满，但是所谓的忠诚在这儿表现为还是喜欢这个企业的牌子，希望它改善，希望留下来。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去表达自己提高工资的愿望，改善劳动条件的愿望，我们的劳动争议在这个时候是增加的，但是它不是坏事，需要创造一个制度平台去规范它，去让它合理地得到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