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到签订第四次社会契约的时候了

　　历史学家章立凡：从历史上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总是纠缠在一起。我们传统上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的威权过大，社会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得不到自己的发展。

　　我国一直是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下自己在发展，这种情况还有个特点，我国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不同于商业文明。传统上我们是个农耕民族，我们“以农立国”。从继承制度上来讲，中国是一种内向的、细分的继承制度，土地财产或其他财产，家长去世后是各房来分掉（财产）的，所以这就导致土地是越分越小。所以中国从传统上来讲，不具备外在的张力，而且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思想导致在传统上，商人地位很低，05:18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也就没有形成一个与中央政权讨价还价的这么一套生态，这种情况也导致我们在历史上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很难与统治者展开权利和义务上的交换，通过某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比如完成纳税，你给我什么样的权利，我给你什么样的义务。

　　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完成。我们近30年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从毛时代以来，我们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传统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还不是根本性。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我们大致有过三个社会契约，一个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约法》，一个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三个是个不成文的叫做“改革开放”。我觉得现在到了签订第四个社会契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