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追忆海南建省初期的“洋浦风波”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影音纪事》。今年4月26日是海南建省23周年纪念日。今天当我们看到快速发展的海南时，却不会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刚刚建省之时，曾引发了一场关于海南发展模式的激烈争论，后来被称为“洋浦风波”。这场风波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海南发展的滞缓，甚至影响至今。那么，这是一场怎样的风波？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有何启示？今天我们请来了研究这段历史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副总编徐庆全，请他来给我们谈谈这场风波背后的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海南建省提到议事日程。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然而，虽然中央给了海南优惠的政策，但摆在海南人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的严重匮乏。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洋浦呢？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当时1988年4月26日海南挂牌的时候，海南作为经济特区需要一个带头项目，对于一个经济特区来讲，他需要一个带头项目。

　　那么整个海南的发展在建省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概算，就是建设海南需要有2000个亿，那么从中央不给钱或少给钱的情况下，只给政策，那么海南怎么发展，那么当时海南省的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就确定了一个发展战略，希望利用中央给的所谓的特殊政策在海南实行一个成片开发的思路，什么叫成片开发，因为海南的岛屿比较多，选择一块开发起来，利用这一片的经验再开发下一片，这个叫成片开发，所以当时把地点首先选在洋浦。

　　洋浦是海南省西北部的一个岛屿，面积仅有100多平方公里，当时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当时海南人讲这个地方叫“三多”，所谓的石头多，仙人掌多，还有荒地多，就是基本上没有人，人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个“三少”的局面，就是树少，因为石头多树就少，然后村庄少，就是住人少。为什么村庄少，因为它不宜于人居住，水少，没有。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在天涯海角有

　　一个题碑，他当时最早流放就是流放在这，所以当时船不过来的话，要住在那就根本吃不上饭，所以这个地方很荒凉。

　　然而，独具慧眼的第一任海南领导却看到了这个荒凉小岛的潜在价值。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良港，当时从开发海港的角度来讲，它的海水包括地域没有泥沙，那么整个的从开发良港的基础上它是最好的开发地域。

　　由于洋浦有着良好的海岸环境，他们决定通过招商引资，采用租赁的方式将其建设成为一个类似于香港的自由港，预计港口建成后年吞吐量可达2000万吨以上。届时洋浦港将会成为带动整个海南高速发展的巨大引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颇具智慧的发展思路，却在当时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事实上就出现了两种尖锐的意见，一种意见就是许士杰、梁湘，还有一个副省长邹尔康，因为当时邹尔康是梁湘把他调到这专门主管经济开发的，那么海南省还有一个空降的副省长对此表示极为反感，就是对这个洋浦模式极为反感，这样两种观念对撞。那么在对撞过程当中两方的人都希望找到中央的支持，邹尔康也罢，梁湘也罢，他们这些人当时把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对外开放的，把他弄到海南来，1989年的1月17日到20日，田纪云亲自来海南考察。

　　然而，就在田纪云在海南考察的同时，另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当地反对派领导的陪同下也在进行着考察，但双方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当时田纪云在讲话中明确的说，海南“洋浦模式”是非常可靠的，非常好的，应该是坚持这种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可能带动整个海南的经济发展。但这五位政协委员考察的结果是反对这个洋浦模式，他对洋浦模式是提了两条罪状，第一条是“开门揖盗”，就是你把土地租给别人70年，比租界还要长，所以等于是卖国，丧权辱国。这个罪名我们尽管已经改革开放十年了，脱离了这个意识形态很久了，争论还时常有，但是这种罪名是以往见不到的。

　　在随后的两会之上，这五位政协委员做了联合发言，坚决反对洋浦模式，认为这是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租借地。而在上海则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上海的报纸甚至以“开门揖盗”为标题发表文章，甚至还有大学生打着 “还我海南”的牌子上街游行。“洋浦风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次较大的风波。双方的意见最后都上报到了中央。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那么邓小平批示大致这个事我知道，对海南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对党内党外要有一些说服工作。

　　但是“洋浦模式”尽管在中央上是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包括中央主要领导人赵紫阳他也同意这个事情，但是尽管邓小平作了批示，但是海南洋浦的开发，事实上这是争论之后，基本上也搁置了，因为对香港的（投资者）于元平来讲，就是熊谷组的开发商来讲他觉得这种争论他搞不懂，这争论我怎么开发，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撤回去了。

　　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就这样胎死腹中。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洋浦开发才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洋浦开发的决策。然而，这场风波却使得洋浦开发因错失良机而显得先天不足。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洋浦原来的规划，基本没有进行，没有达到。我们设想当年洋浦模式要推广开来的话，那整个海南岛绝不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在海南采访的时候，当时一些知情者包括一些参与这个事情的人都给我讲，他说海南因为洋浦模式的争论使海南失去了发展的良机，很多老同志说起来都扼腕长叹。那么我觉得这个模式的争论，海南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影响。

　　主持人：那从这件事情对今天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北京大学现代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开放人的观念，开放人的思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我认为是最核心的东西。

　　虽然在1989年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化体系争论已经淡弱多了，但是，事实上改革开放也是在两种观念中，在碰撞当中进行的。

　　到现在这两种观念两种做法也存在，那么他给今天带来的启示我以为，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不是说是一个地域的开放，而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开放，如果人的思想观念不开放的话，那么还会出现类似于“洋浦模式”这样的风波。

　　主持人：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探寻真相，而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警示今天和昭示未来。世事沧桑，时过境迁，虽然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它今天却仍依然可以引发我们许多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