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欢迎收看《影音纪事》。2012年年中以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受到热捧。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为财新《新世纪》周刊撰写的专栏“清亡启示录”也收到众多读者的反馈。改良与革命的主题贯穿中国百余年历史，尤其是晚清至民国的剧变堪与法国大革命互为印证，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改革读书会上，学者们就两场革命展开了制度与变革的讨论。

　　一百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从民族特性、旧制度传统的视角对法国大革命做了独到的分析。他提出的“社会繁荣成为革命渊薮”、“相同制度下革命爆发先后”等命题，让世人警醒。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顾问 张剑荆：

　　托克维尔的发现是什么，是他发现在旧制度时代持续了几代人时间的法国社会的运动，有两个运动，托格维尔的印象最深的。第一个是中央集权制的权力不断集中，第二个运动叫做沉默的螺旋，什么是沉默的螺旋，就是大家都害怕被孤立，大家一看别人不说话我也不吭声了。一个是往上收的运动，王权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个往下走沉默的螺旋，这样的社会就变成一个鸦雀无声，权力又很大，这样的话统治集团觉得，这安全的不得了，这多安全呢、多和谐，这是一个盛世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托克维尔称之为奇怪的安全感。这是造成，为什么到大革命跟前了，都不知道要发生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几十年后，中国上演了同样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写作“清亡启示录”专栏至最后结集成书的过程中，历史学者马勇深刻地感受到，具体历史图景之下，社会制度与政治变革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清亡启示录》作者 马勇：

　　我这本书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从历史的眼光重新回望晚清十年的政治变革。可能我们今天都错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实际上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确实我们错读了，那本书也好还是我这本书也好，想要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只有改革才能避免灭亡。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以一纸《辛丑条约》换来短暂和平。《辛丑条约》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改革图存的呼声日渐强烈。为此，1901年至1905年间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务处”负责筹划 “新政”。一系列涉及国政、吏治、科举、财政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清亡启示录》作者 马勇：

　　如果没有改革，清廷再玩儿个20年没问题。因为晚清政府的改革1901年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层面的改革，其实在1895年之后也有一个层面的改革，1860年的时候他也有改革，所以晚清的改革放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可能才能看到它的意义。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丧失东三省的晚清政府再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被派出海外考察政务的大臣们以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说服统治者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那时，君主立宪的精神已广为国人所知。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顾问 张剑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讲，因为持续了几代的启蒙运动之后，这种新的精神从内部改造了政府。这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时讲的，无论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都逐渐接受了一种新的精神，尽管权力的外观没有变化，但是它内部改造了。我觉得现在，法国大革命也好、晚清的革命也好，都是在新的精神运动的，这种时代情况下出现的。

　　然而很显然，清末改革勾勒出的执政新蓝图，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马勇认为，晚清灭亡主要是在两个偶然事件上的失策：一个是皇族内阁的成立，一个是铁路国有化。这两个偶然事件都发生在1911年，它们的发生恰恰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话，那就是“启蒙运动之后，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清亡启示录》作者 马勇：

　　晚清的改革当中，这两个重大失误，如果牵强附会的话，和法国大革命非常相似。

　　问题在哪呢？问题在，所有的障碍都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它是一个纯粹的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宪法大纲的条文基本上照抄日本的，它照抄日本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也是革命党所排斥的，都认为它不对的，就是皇权至上。皇族内阁出台之后，使这些非贵族出身的平民政治家，感到一种绝顶的失望。因为政治改革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权力的分享，这是政治改革的前提，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它也是权力分享啊，就是在权力面前应该是大家人人平等，搞来搞去和我们都没关系，你还让我们支持你？我怎么支持你啊？

　　如果说皇族内阁的成立诱发立宪党人倒戈，是压垮晚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由政府财政危机引发的铁路国有化则直接点燃辛亥革命的火药桶。这种情况几乎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翻版。而辛亥革命最终也陷入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暴乱与动荡之中。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清亡启示录》作者 马勇：

　　去年我有一篇文章讲，清廷失败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在宪政改革的时候宣布一下民族和解，整个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解。如果他当时宣布赦免所有造反者、赦免所有反朝廷的人、赦免所有因为言论而犯罪的人，那么可能在1906年就会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主的大同盟，都会帮着朝廷去改革，结果清廷太自信了。中国的革命对孙中山来讲，他是等来了，他就在外面等，你不赦免他，你不让他回归主流社会他就没办法。

　　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与挫折不断迫使托克维尔从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找构成良好社会的因子。在旧制度中，他找到了自由、平等和美德。在新世界中，他发现了公民社会。1992年，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文译本与广大读者见面。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那时，人们更多的从这本书中反思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而今日，人们则在这本书中探究如何绕开社会动荡，直达良好社会。这种探究也更逼近托克维尔写作的初衷。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顾问 张剑荆：

　　在改革和革命的问题上，是不是真是两难的困境？恐怕还不是。所有在大变局之后看，都没想到，都是想改革，通过改革逐渐来解决。现在我觉得也是一样。现在通过改革完全可以避免那么大的动荡。当然，现在要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路径，选择一个关键领域突破。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想多讲一点，法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大量讲到法制就是儿戏，有法律但是没有人遵守，大家想到的都是找关系，跟中国的情况一样，都是习惯找关系，中国法制的尊严如果能够建立就能避免很多问题。

　　主持人：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历史就像一座画廊，原创的东西少，复制品多。”回顾法国大革命，当权者是否能有效地解决时代问题，在推动革命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法则在清末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时期再次发挥了作用。穿越时光，历史的轨迹又一次重合。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张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