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郭浩彬：

　　欢迎收看影音纪事。1月28日，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许良英去世，享年93岁。从坚定的革命者到自由思想的启蒙者，许良英一生从未远离"科学"与"民主"，像他的偶像爱因斯坦那样，诚实而勇敢地运用智慧，探索科学、献身社会。

　　1920年，许良英出生在浙江临海的一个小村庄。初中二年级时，从未接触过物理学的他偶然看到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介绍，便被他的传奇经历所吸引。自此，许良英开始了与爱因斯坦长达一生的命运交集。

　　受到爱因斯坦经历的鼓舞，高中时期的许良英开始阅读物理学著作，甚至翻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39年，许良英如愿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成为著名科学家、核弹工程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并深得王的喜爱。要成为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是许良英的入学志愿，但在毕业时，他却毅然决心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许良英的学生 著名学者 傅国涌：

　　他终身追求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他参与领导了杭州的地下党学生运动包括于子三运动。他迎来了1949年，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所以他要回到科学当中。因为政治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要改变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1949年之后，许良英调任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深受爱因斯坦影响的他，坚信科学家有基本的人的责任，即对社会的责任。他无比认同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如果我对社会上那些恶劣的现实保持沉默，那会使得我觉得自己犯了同谋罪。"

　　上个世纪50年代，美苏开始冷战。受其影响，美国开始排查 “倾共”的知识分子。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让美国的知识界忧心忡忡。此时，爱因斯坦勇敢地站出来，公开支持那些被怀疑以及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许良英同样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因为这一举动，许良英被打成中科院第一“右派”，并被开除公职。为了不拖累家庭，许良英选择回浙江老家自谋出路。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但许良英依然生活得很积极，不久便被摘帽。

　　许良英之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许成钢：

　　1962年的时候，当时整个国民经济有所变化，政治环境有所变化。当时要开始起草中国科学发展的12年规划，这是最上层的工作了。在做这个中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于光远邀请我父亲参加。在12年规划的意见里，他提的建议，是要系统地研究爱因斯坦。

　　许良英提出研究爱因斯坦的意见很快被正式纳入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他本人更是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项研究工作。受到“右派”身份的影响，许良英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研究的资金支持和学术支持，但对于自己的境遇，许良英并没有太多的抱怨。

　　许良英之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许成钢：

　　在科学院的支持下帮助他开了绿灯。这样他从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把他们收藏的所有的爱因斯坦文献都借出来，他就挑扁担挑回农村去了。这是我有非常清楚的记忆的，1962年他返回去的那一天，挑着100多斤的书，上了无轨电车，去北京站坐火车回老家。当时我和我母亲去送他上的无轨电车。

　　许成钢没有想到，北京一别之后，再次和父亲见面已经是13年之后了。在这期间，许良英领导的《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展开。其间，译稿被上海‘革委会”从事爱因斯坦批判的“写作组“强行借用。上海方面为立新功，将《爱因斯坦文集》的作者改换为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

　　许良英之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许成钢：

　　我父亲也不懂得文化革命是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他要维护他的知识产权，于是他就胆敢跑到上海去和他们辩理。他并不知道“四人帮”有多厉害，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危险。然后他又跑到了北京，试图要去打官司。几乎找到的所有人都告诉他，这件事太危险了，绝对做不得。最后，如果我没记错，是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说，我替你做，我帮着你，我给你报周总理。

　　许良英的“轴”促成了《爱因斯坦文集》进入正式的出版渠道。1976年文革结束，长达十年的精神劫难之后，中国的出版界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当时已经完成第一卷排版的《爱因斯坦文集》顺势而为，即刻出版。除了“红宝书”，十年“文革”期间仅有少量的出版物与大众见面。《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引发了巨大的轰动。由于销量很高，书皮又是绿色，当时人们戏称其为“绿宝书”。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胡耀邦看了这本文集之后说，"很多内容我没有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

　　许良英之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许成钢：

　　我父亲在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时候独出心裁的安排，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要纠正很多人的说法。很多人说他是翻译爱因斯坦文集，我总是要纠正这个说法。他选择了三卷本的安排。三卷本的安排，一卷是哲学性的，一卷是纯物理，一卷是他和社会，就是讨论社会问题的，三卷本全面展现爱因斯坦的贡献。

　　“文革”之后，许良英得到平反并恢复公职。他从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入手，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文明发展史。在继续传播爱因斯坦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同时，许良英对“文革”岁月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得出社会进步需要民主启蒙，而知识分子需要自己启蒙自己这一结论。1980年，许良英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许良英的学生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恒六：

　　他真的是社会良心的那种角色，我给许老师当研究生的时候印象很深，许老师那会儿就说爱因斯坦不仅仅是科学家，他是一个特别正直的公民，比如对希特勒的反对，向往民主，向往自由，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他真的不是一般人。

　　1992年，许良英发表了《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全部目的。此后，许良英的系列文章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讨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这个结论表示异议，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许成钢。但时光奔流20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到了许良英的一边。

　　许良英之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许成钢：

　　很多人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被教育得不好了，年轻人都没有理想了，没有理想就没有希望了嘛。（许良英）说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是人，任何人只要是人，他一定有他的基本需要。他的基本需要里一定那个部分需要自由。只要你相信，所有人是有理性的，所有的人有自由的要求，他们自由的要求，有一天就会在一起要推动民主，民主是为他们自己的。

　　许良英把一生最后20年的时光，用来与妻子王来棣共同编写《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他们在这本书中讨论民主在各主要国家演变的历史。许良英晚年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逐渐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认可。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洛夫人权奖。四个月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曼谷发表演讲时引用了许良英的话，那就是“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主持人 郭浩彬：

　　许良英一生坎坷，直至晚年才开始享受平静的时光。往日的荆棘并没有在他心中留下创伤。许成钢回忆，父亲晚年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和一干老友喝茶聚会，每谈到国家的未来，许良英都非常乐观。这种乐观源于他对人性的信任，源于他对智慧战胜利益的信赖。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郭浩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