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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峰会】金融中心四人谈(下)

2010年11月26日 08:02

黄奇帆、屠光绍、李小加、史美伦谈金融中心的决定要素

黄奇帆、屠光绍、李小加、史美伦谈金融中心的决定要素

  胡舒立:谢谢。我理解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这个市场越来越大,我们不仅需要一个金融中心,需要多个金融中心,大家既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第二个问题,在金融中心的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提五个因素,每个因素进行一个排序,哪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资金因素,就是什么样的资金。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地理位置。第四个是制度。第五个是国家政策。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因素?

  黄奇帆:我认为是制度,因为政策实际上是领导人的意图,一旦确认之后,那就是制度安排。如果没有制度安排,不管这个城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如果制度安排不到位,金融中心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1990年邓小平的意图,浦东开发。中央确定了浦东要搞证券交易所,形成了一系列的证券交易所的文件、制度,有了这个制度之后才有了这二十年波澜壮阔的中国资本市场。如果中国不在法制上定这个位,那么什么都没有。

  再比如说,我们说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问题,为什么中国二十年加工贸易,规模达到了11000亿美元,几千亿的结算在新加坡,几千亿在香港,1000多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大陆一分钱都没有。制度安排。甚至到去年,我们的法律还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能开设离岸金融账户,我们的工农中建交是世界级的大银行,但他们没有离岸金融的功能。我们的外汇管理每一笔外汇结算都要填16张报表,如果你5000万、5亿美元一笔,叫每一个报关员忙三天可以。加工贸易每天几百个单子,这么去管理,人家结算都不到你这来,统统到海外。重庆为什么能够把这1000亿美元的结算从国外拉到重庆?制度安排。

  我们和外管局、海关修改了加工贸易的三种制度方式。在重庆形成了试点的基础,有了这个再和国外的投资商、品牌商商量把它转过来。这就有一个排序了,首先是有制度安排。我把政策和制度放在一起了。然后当然是要有人才,有制度安排没有人才干活也干不起来。有了人才把事情干起来、资金量堆起来,才有了金融中心。所以应该是制度第一、人才第二、资金量第三、金融中心第四。地理位置在金融中心这件事情不是才关系,如果我做贸易中心一定要在沿海。金融中心,因为都靠电信数据传输,你可以在沿海,也可以在内陆,都是靠现代通信运作,所以不怎么相关。

  我再举一个案例,现在这十年电子商务起来了,它的规模要不了十年会跟加工贸易、实物贸易量跟全球一样大,在中国也会以千亿美元,甚至十年后万亿美元级来结算。但大家想想电子商务B2C、B2B在国内运转的时候人民币结算,跟外国人买中国的电子商务,中国人买外国的,每天零零星星几十万、几百万的,鸡零狗碎5美元、50美元、5000美元,这种外汇人民币结算的时候怎样结?海关怎么管?外管局怎么管?小单变大单,事前变事后,必须要改革。如果是常规的外汇结算,事前管理,一大堆一大堆的管根本不可能。现在无法管,最后就变成了海外自己去结算,海外的人民币市场,灰色的市场很大,有足够的空间结这个账。但这样一来,中国的结算就没了。这个外汇管理制度,我们最近和外管局商量要调整,小单变大单,事前变事后,这个要进行调整。调整之后,我们认为重庆能够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这个结算中心在北京、上海、重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电讯、通信,只要制度安排到位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已经和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签了约,预计明年会有100亿美元的电子商务结算。意思是制度是第一位的。

   史美伦:我非常同意黄市长说的,我感觉制度还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市场,一个金融中心的成立或者是演变到一个中心,最重要的还是投资者的信心,信心从哪里来呢?是对制度的信心。对制度有了信心,资金就会来了。

  我感觉资金反而不是排在最前面的。最前面的是制度,体制好,有公开、公平、公正,大家知道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大家都愿意来,体制的公正、公开也会吸引人才来,有专业人才愿意到这个市场来发展,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市场上可以好好工作,他是在游戏规则非常清楚的环境下,投资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体制建立了以后,人来了,资金就会来,地理环境也是有一点原因,可是我感觉优势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香港,在三十年前,作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还是靠体制、人、资金。

  屠光绍:刚才他们两位讲的,我也有同感,我想要稍微具体一些,要具体分析,如果在制度都一样的情况下,那人才就重要了,如果制度和人才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有可能地理位置就最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要具体分析。当然,从上海来讲,上海要搞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上海也面临着要调结构、专访时,具体来讲就是以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为主导的先进的制造业,我个人也感觉面临着三个调整,或者是三个转变,也许我说完之后能够排出我的顺序。

  上海下一步的发展,第一个转变就是要从政策来比较多的向制度来转变,就是从发展的动力来讲,要从政策向制度转变。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叫国际金融中心,必然就涉及到了资本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问题,其中必须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当然很多先行先试是从政策起步,但只有把政策最后形成制度,所谓的作用、稳定性和持续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所以,从发展的动力来讲,要从政策更多向制度转变。

  第二个转变,从发展的资源来看,应该比较多地从物质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变。我们过去就是搞建设、搞工业,当然需要土地、各种财力物力,但如果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更多要向人力资源,所以人才非常重要。

  第三个转变,从发展主体来看,比较多的从政府向市场主体来转变。

  所以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资源、发展的主体都要有一系列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转变也同样适用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制度、人才是最重要的。

  李小加:

  现在问题是所有的城市历史、发展都不一样,有已经成为中心,有的在靠中心转变,有的转变靠自己,有的要靠政策,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制度已经早已形成了,人才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

  香港市场里最大的特点是,一切都好了之后,因为市场里最重要的是钱和人。钱和人最终的流动是市场动力促动的,不是靠几项政策,甚至是有一两个新的制度,制度即便是有了,也要靠逐渐深入人心之后,人才才往那儿走,钱才往那儿流,这是要靠市场动力的。

  目前香港的制度也不可能随便变,一国两制不可能变,本身的制度也不可能变,非常稳定,人才也聚集了大量,资金也聚集了,地理位置也不一定非要是沿海,但沿海也并不是不好的。这几个问题香港都占全了,对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策,香港是不需要别人给什么政策,香港只需要政策不让别人到香港干什么事情。

  黄奇帆:刚才大家都在说地理位置,要说一般意义上金融中心地理位置,重庆肯定是最闭塞、最内陆、最西部,肯定是最差,所以没得比。但金融中心还有一个概念,一般来说你是不是一个金融中心,这个城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你的经济规模有多大、金融、商业、物流业这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不能够在沙漠上搞一个金融中心。所以首先不管它在什么地理位置,如果你有几万亿的GDP,有上千万的人口在那里聚集,有巨大的金融、工商贸易的流量,这是基础。

  第二,作为金融中心是不是中心,应该有一些指标。

  1、比如说如果是金融中心的话,贷款余额、存款余额是这个地方GDP的两倍、三倍甚至更高,整个中国各个城市、各个省,贷款余额GDP基本都在1:1,没有什么地方超过的。但北京就是3:1,上海差不多是2:1。如果重庆要成为西部的金融中心,那至少重庆的贷款余额跟GDP是2:1、3:1。说明什么呢?本来为自己本地服务的融通量,1:1就够了,但你为辐射,为周边服务就有一个规模出来了。

  2、上市公司的证券化率,你既然叫金融中心,至少跟GDP要1:1,你有1万亿GDP,上市公司市值也有1万亿,这也是一个概念。3、你的不良资产率应该比较低。整个的金融GDP占整个地区经济的总量比重要高,比如说北京金融GDP在北京占15%,上海占12%,重庆现在8%,在中国第三位,所以你们不要别看不起重庆。中国各个省一般金融GDP占各个省的GDP总量3%—4%,有几个是5%—6%,天津6%,广东5%,其他的都是3%—4%。金融业的GDP真这个城市的比重如果成了支柱产业,那它也是金融中心发展的趋势。这个意义而言,首先这个城市要有经济规模,二是金融业本身和这个城市经济规模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凸显金融中心的比例关系,如果能做到这些事情就好办了。

  屠光绍:刚才舒立提到五个因素,我想对一个金融中心,本身在它的发展阶段,可能这五个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另外,我们今天在台上的,黄市长那儿是区域金融中心,上海是正在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已经成型的、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五个因素对我们这三个地方也有不同的侧重。结论是什么呢?那是需要我们重庆、上海、香港以及其他的金融中心,大家一块携起手来去摸着石头过河,这样过河的效率、安全性就会有效得多。我想我们应该是几个金融中心之间相互的优势互补,共同建设和发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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