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屠光绍、李小加、史美伦谈金融中心的决定要素

　　胡舒立：谢谢。我理解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这个市场越来越大，我们不仅需要一个金融中心，需要多个金融中心，大家既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第二个问题，在金融中心的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提五个因素，每个因素进行一个排序，哪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资金因素，就是什么样的资金。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地理位置。第四个是制度。第五个是国家政策。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因素？

　　黄奇帆：我认为是制度，因为政策实际上是领导人的意图，一旦确认之后，那就是制度安排。如果没有制度安排，不管这个城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如果制度安排不到位，金融中心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1990年邓小平的意图，浦东开发。中央确定了浦东要搞证券交易所，形成了一系列的证券交易所的文件、制度，有了这个制度之后才有了这二十年波澜壮阔的中国资本市场。如果中国不在法制上定这个位，那么什么都没有。

　　再比如说，我们说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问题，为什么中国二十年加工贸易，规模达到了11000亿美元，几千亿的结算在新加坡，几千亿在香港，1000多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大陆一分钱都没有。制度安排。甚至到去年，我们的法律还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能开设离岸金融账户，我们的工农中建交是世界级的大银行，但他们没有离岸金融的功能。我们的外汇管理每一笔外汇结算都要填16张报表，如果你5000万、5亿美元一笔，叫每一个报关员忙三天可以。加工贸易每天几百个单子，这么去管理，人家结算都不到你这来，统统到海外。重庆为什么能够把这1000亿美元的结算从国外拉到重庆？制度安排。

　　我们和外管局、海关修改了加工贸易的三种制度方式。在重庆形成了试点的基础，有了这个再和国外的投资商、品牌商商量把它转过来。这就有一个排序了，首先是有制度安排。我把政策和制度放在一起了。然后当然是要有人才，有制度安排没有人才干活也干不起来。有了人才把事情干起来、资金量堆起来，才有了金融中心。所以应该是制度第一、人才第二、资金量第三、金融中心第四。地理位置在金融中心这件事情不是才关系，如果我做贸易中心一定要在沿海。金融中心，因为都靠电信数据传输，你可以在沿海，也可以在内陆，都是靠现代通信运作，所以不怎么相关。

　　我再举一个案例，现在这十年电子商务起来了，它的规模要不了十年会跟加工贸易、实物贸易量跟全球一样大，在中国也会以千亿美元，甚至十年后万亿美元级来结算。但大家想想电子商务B2C、B2B在国内运转的时候人民币结算，跟外国人买中国的电子商务，中国人买外国的，每天零零星星几十万、几百万的，鸡零狗碎5美元、50美元、5000美元，这种外汇人民币结算的时候怎样结？海关怎么管？外管局怎么管？小单变大单，事前变事后，必须要改革。如果是常规的外汇结算，事前管理，一大堆一大堆的管根本不可能。现在无法管，最后就变成了海外自己去结算，海外的人民币市场，灰色的市场很大，有足够的空间结这个账。但这样一来，中国的结算就没了。这个外汇管理制度，我们最近和外管局商量要调整，小单变大单，事前变事后，这个要进行调整。调整之后，我们认为重庆能够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这个结算中心在北京、上海、重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电讯、通信，只要制度安排到位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已经和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签了约，预计明年会有100亿美元的电子商务结算。意思是制度是第一位的。

　　 史美伦：我非常同意黄市长说的，我感觉制度还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市场，一个金融中心的成立或者是演变到一个中心，最重要的还是投资者的信心，信心从哪里来呢？是对制度的信心。对制度有了信心，资金就会来了。

　　我感觉资金反而不是排在最前面的。最前面的是制度，体制好，有公开、公平、公正，大家知道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大家都愿意来，体制的公正、公开也会吸引人才来，有专业人才愿意到这个市场来发展，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市场上可以好好工作，他是在游戏规则非常清楚的环境下，投资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体制建立了以后，人来了，资金就会来，地理环境也是有一点原因，可是我感觉优势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香港，在三十年前，作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还是靠体制、人、资金。

　　屠光绍：刚才他们两位讲的，我也有同感，我想要稍微具体一些，要具体分析，如果在制度都一样的情况下，那人才就重要了，如果制度和人才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有可能地理位置就最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要具体分析。当然，从上海来讲，上海要搞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上海也面临着要调结构、专访时，具体来讲就是以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为主导的先进的制造业，我个人也感觉面临着三个调整，或者是三个转变，也许我说完之后能够排出我的顺序。

　　上海下一步的发展，第一个转变就是要从政策来比较多的向制度来转变，就是从发展的动力来讲，要从政策向制度转变。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叫国际金融中心，必然就涉及到了资本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问题，其中必须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当然很多先行先试是从政策起步，但只有把政策最后形成制度，所谓的作用、稳定性和持续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所以，从发展的动力来讲，要从政策更多向制度转变。

　　第二个转变，从发展的资源来看，应该比较多地从物质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变。我们过去就是搞建设、搞工业，当然需要土地、各种财力物力，但如果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更多要向人力资源，所以人才非常重要。

　　第三个转变，从发展主体来看，比较多的从政府向市场主体来转变。

　　所以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资源、发展的主体都要有一系列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转变也同样适用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制度、人才是最重要的。

　　李小加：

　　现在问题是所有的城市历史、发展都不一样，有已经成为中心，有的在靠中心转变，有的转变靠自己，有的要靠政策，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制度已经早已形成了，人才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

　　香港市场里最大的特点是，一切都好了之后，因为市场里最重要的是钱和人。钱和人最终的流动是市场动力促动的，不是靠几项政策，甚至是有一两个新的制度，制度即便是有了，也要靠逐渐深入人心之后，人才才往那儿走，钱才往那儿流，这是要靠市场动力的。

　　目前香港的制度也不可能随便变，一国两制不可能变，本身的制度也不可能变，非常稳定，人才也聚集了大量，资金也聚集了，地理位置也不一定非要是沿海，但沿海也并不是不好的。这几个问题香港都占全了，对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策，香港是不需要别人给什么政策，香港只需要政策不让别人到香港干什么事情。

　　黄奇帆：刚才大家都在说地理位置，要说一般意义上金融中心地理位置，重庆肯定是最闭塞、最内陆、最西部，肯定是最差，所以没得比。但金融中心还有一个概念，一般来说你是不是一个金融中心，这个城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你的经济规模有多大、金融、商业、物流业这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不能够在沙漠上搞一个金融中心。所以首先不管它在什么地理位置，如果你有几万亿的GDP，有上千万的人口在那里聚集，有巨大的金融、工商贸易的流量，这是基础。

　　第二，作为金融中心是不是中心，应该有一些指标。

　　1、比如说如果是金融中心的话，贷款余额、存款余额是这个地方GDP的两倍、三倍甚至更高，整个中国各个城市、各个省，贷款余额GDP基本都在1：1，没有什么地方超过的。但北京就是3：1，上海差不多是2：1。如果重庆要成为西部的金融中心，那至少重庆的贷款余额跟GDP是2：1、3：1。说明什么呢？本来为自己本地服务的融通量，1：1就够了，但你为辐射，为周边服务就有一个规模出来了。

　　2、上市公司的证券化率，你既然叫金融中心，至少跟GDP要1：1，你有1万亿GDP，上市公司市值也有1万亿，这也是一个概念。3、你的不良资产率应该比较低。整个的金融GDP占整个地区经济的总量比重要高，比如说北京金融GDP在北京占15%，上海占12%，重庆现在8%，在中国第三位，所以你们不要别看不起重庆。中国各个省一般金融GDP占各个省的GDP总量3%—4%，有几个是5%—6%，天津6%，广东5%，其他的都是3%—4%。金融业的GDP真这个城市的比重如果成了支柱产业，那它也是金融中心发展的趋势。这个意义而言，首先这个城市要有经济规模，二是金融业本身和这个城市经济规模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凸显金融中心的比例关系，如果能做到这些事情就好办了。

　　屠光绍：刚才舒立提到五个因素，我想对一个金融中心，本身在它的发展阶段，可能这五个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另外，我们今天在台上的，黄市长那儿是区域金融中心，上海是正在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已经成型的、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五个因素对我们这三个地方也有不同的侧重。结论是什么呢？那是需要我们重庆、上海、香港以及其他的金融中心，大家一块携起手来去摸着石头过河，这样过河的效率、安全性就会有效得多。我想我们应该是几个金融中心之间相互的优势互补，共同建设和发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