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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阿奇翁谈中国增长方式

2013年12月19日 17:59
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阿奇翁称,一个国家腐败越严重,就会越严重地限制竞争

  【财新网】【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 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非常有幸能够来到这里,刚才钱颖一教授也介绍了,我们确实是同班同学,一块上博士课程,我在1994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一次,当时参加一个转轨经济学的大会。那我们再来北京的话,几乎就完全认不出来了,因为20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因此我感到是说,你让我讲中国国家增长的战略,我确实诚惶诚恐,因为中国增长轨迹前所未有,我现在只有30分钟的时间,那我希望介绍一下从追赶式增长转向领先式创新增长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转型。

  那现在中国非常成功的能够实现创新,而且说中国一直是说追赶式的增长的方式,待会儿我会介绍什么叫追赶式增长。我也知道,大家在中国也问自己,如何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能够成功地从追赶型经济成功地转向为创新领导型,或者是前沿创新型的国家。那另外的话,这只是一些技术措施吗,还是说需要我们去改变一些我们的体制机制。这是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的同事待会儿也会做发表演讲。

  第三个如何反思国家的决策和国家的规模。那我们下面的话,过去这25年来,甚至26年来,也就是从1987年的秋天开始,一直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跟我们一个同事来一起描述一个理论。那这个人是一个现在退休的加拿大的经济学家,那我们一起去使用熊彼特的增长模型。我们把它基本的精髓提炼出来,也就是长期的增长,是要有前沿创新来驱动的。也就是追赶创新短期有效,长效的是前沿创新。

  第二个就是说,创新来自于研发,培训等等这些方面的投入,那么这种投入又是创新的途径来驱动的。也就是我们讲政策也好,体制也好,会影响到增长,它的途径影响创新的回报。这个我们可以讲增长的政策,那这个模型可能过去的这种我们增长的模型,让我们无法儿研究增长政策,第三个是创造性的颠覆或者破坏。

  也就是说新的创新使旧有技术过时。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讲到增长的经济学,也就是新的替代旧的,这样的话,老的东西会阻止新的企业取而代之。因此我们要确保下一轮的创新者,再去阻止再下一轮的创新者进入市场。就是说,我们要防止既有的企业阻止新的企业入市。我们看到这里头有一些预测,我们可以用数据去测试一下预测。那我们可以用各国之间的一个回归来去测试,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不同层次的数据,包括宏观微观的数据测试。

  我们首先的一个预测就是在于说前沿式的创新,需要这种逆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重新配置和退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来使得进出自如,这样的话会实现流转。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竞争是推动前沿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大家去创新的时候,就像我和我的同事这样,我们在课堂上是竞争的关系,我们这种竞争,使我们需要用创新避免跟竞争对手针锋相对。我希望通过创新,要么避开竞争,要么胜过竞争对手,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使我们的效益得以提高。?

  第三,我们再去做追赶的时候竞争不重要,但是前沿性创新非常重要。促进创新的这些政策,取决于发展的阶段,如果你要追赶的时候,你不需要更多的去依靠创新来拉动增长;也就是这种增长要求不同的政策取向和体制机制。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我想不需要多说。那么从1978年以来,邓小平同志来推出改革开放之后的话,那么各省的领导之间开始进行竞争了,而且资源从农业重新到配置到工业上,而且资源从国有企业能够配置到新兴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上面。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利用好了外资,来提高中国技术追赶的速度。

  而且中国在追赶式增长有很大的空间,我知道中国希望让进城务工更加方便,深化金融改革,这样的话,使得中国的追赶进一步来进行。这个方面的空间并没有耗尽。不过这种追赶的步伐会慢慢放缓,那也就是说从农到工,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这个方面的潜力会慢慢地耗尽。?

  二战之后,法国是追赶式的增长,当然说法国跟中国的思路是一样的,但是成效不如中国好,70年代的时候,法国都在追赶,但是追赶的步伐越来越慢。另外的话,中国可能会放缓工资的增长,大家的工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是好事。不过这个会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那这样的话,中国想要在价值链往上走的话,这样就要增加技术含量才可以。由于说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前沿创新者,像美国或者欧洲某些国家一样,但是法国不太算,比如说德国,北欧这些国家。那这得有一些支柱,或者说在过去25年以来,归纳下来的基本要素,由这些要素才能够驱动一个经济,来实现创新式的增长模式。

  第一个就是竞争。竞争对增长非常有好处。特别是如果说你这个国家和这个行业跟技术前沿比较接近的话,我们看一个图,我们横轴是竞争的程度,纵轴是增长和创新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竞争越激烈,增长和创新越活跃。如果说我们有这些前沿的产业,就是说这些产业不是在追赶,而是在创新的话,那么这样就会发展的很好。这是英国的数据,但是大多数国家也可以用来研究。

  红线的话,如果说一个企业处于前沿竞争之下,它对竞争的反应是什么。蓝线是说如果一个处于竞争之上的时候,他会更喜欢竞争和创新。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处在竞争前沿的话,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来避开竞争对手的锋芒。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可以胜利。

  那如果说一个国家离技术创新前沿太远,就你不愿意干了,如果你在前沿技术上面,你会愿意竞争,进一步夯实自己的竞争力。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要把竞争政策和公平的市场政策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就使得竞争能够对要素市场产生影响,那么使得劳动力市场的话,更为灵活。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介绍。

  我们说竞争是极为的重要,这是我想看的第一幅图。这是我们和大龙合作的图表,有一些是高壁垒行业,有一些低壁垒行业,横轴的话,是看你在创新的行业处于什么位置,纵轴是增长率。每一个图的左边,说我们和竞争的前沿差得很远,那这样的话,高壁垒和低壁垒差不太多。如果我们走到图的右边,那就意味着说,如果技术壁垒高的话,增长会慢于壁垒的国家。如果说,你这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像中国这样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加剧竞争。这样的话,跟前面这个图表,它的宗旨是一样的。

  那么这张图讲的就是竞争政策的三个错误。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竞争,会有阻碍的作用。但是这是错误的,它不会影响到这个专利的政策。实际上两者互补,还有就是有人认为,竞争的政策也会于产业政策相反,实际上这两者也是互补的。还有我们有好的竞争政策,好的产业的政策,这两者都是互补的。

  那如果说得到了这个好的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可以促进这个产业政策的。还有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是有产业政策的,而且这个产业政策应该是一致的。在中国有一些产业,我们应该有一些有竞争性的这个产业,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些政策去保护产业当中的竞争。这样的话,竞争者和产业的政策是互补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新的产业政策。

  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就是竞争政策是独立于机制之外的。那实际上呢,如果说有这个腐败的话,是会限制了竞争。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腐败情况越严重的话,就越来越严重到了限制了竞争。如果是低腐败的国家,就能控制好。

  我马上就会说到接下来的支柱,我们需要好的初级教育,小学教学或者中学教育。同时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良好评级的大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增长的增强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也有那个上海的关于大学的评级,上海的评级也是非常的重要。它是鼓励研发的,我们能不能够去鼓励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研发,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最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创新引导的一些增长。

  这个我们是用了一些交叉的数据比较,在左侧我们有一些比较接近这个前沿方面的长期的国家,右侧是我们说的是离前沿比较远的州,像密西西比州等等。从这个图表上的结果就可以显示出来,如果说一个州或者说一个国家要让它离前沿创新比较近的话,那就需要好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好的大学评级。

  如果说一个来自于这些接近前沿的国家或者州,如果要想有好的创新,必须要有研究生院,必须有高校的评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是创新引导性的话,没有本身促成增长。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去对大学进行更多的投资也让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度,这就是游戏的规则。这样的话,必须要有这个学术的自由,这些是非常重要重要的要素,一会也会给大家介绍。?

  第三个支柱就是这个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应该是非常的自由的,然后它也意味着这个工人可以非常自由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规则,能够让人们非常灵活的去进入。那就是对于一个人的雇佣和解雇也是非常的容易的,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工人能够很容易地去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而且能够接受到好的培训。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工作的这个灵活性同它的安全性结合起来。像瑞典,就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它能够把雇佣和解雇的灵活性和人们的这个雇佣的安全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非常了解创新型的概念,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所以创造了新的词。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支柱,如果想从追赶式的增长转变成创新引导的增长,或者前沿的增长,我们必须有资金,必须有融资,我们必须有商业驱动力。因为我们的这个创新性的投资是更有风险的,因此投资者必须要求好的股本的回报,能够对权力的一些控制。这也是我的这个同事一直倡导的一个内容。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我们要有风险投资,我们要有股本的融资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有机构的投资者,我们要充分的理解这个机构投资者在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当然这些图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讲了,这些图页显示出了,如果离前沿越近的国家,如果说这个离前沿越近的话,银行的融资就会进一步地加强增长。

  如果说我们想要离我们的前沿引导性的创新或者是增长越近的话,我们必须有风险投资或者以市场为引导的投资。?

  最后就是我们第六个支柱,我们要有一个反周期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经济衰退的话,我们也要加强研发,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前沿创新性的增长。我们也要充分地保证政府能够不断地保证在研发领域的投资,那么我们所说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说在长期来说,是减少赤字的。如果说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时候,要增加利率,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要减少利率。

  那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和货币的政策,我们要了解到创新的体系怎么样能够近来创新性的投资,这是新的模式,也是我们新的思考。?

  我要讲最后一个支柱是民主。民主是能够促进增长的,而且它也是非常接近于这种技术的前沿的创新的。我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首先,前沿的创新要求自由的思考。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说想法不能够自由的话,并不是民主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愚蠢的想法,但是这种愚蠢的想法是大家互相进行讨论,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前沿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摧毁,但是缺少民生,就会滋生腐败。尤其是在这个民众和领导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如果说我们越接近前沿的话,我们的这个民主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说这个国家离技术的前沿越近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投资和增长。我们如果离这个前沿和创新领导的这个增长越近的话,我们就越需要民主。

  我讲的太快了,但是我现在必须讲我的结论了。我们讲第一个结论,那从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当中,大家都记住了什么呢?我们是要向这个前沿创新的增长这个方向努力,这需要竞争,并且需要这个投资有效性,尤其是在教育和大学上面的投资。同时,我们有一些顶级的大学,当然在中国有很好的初级教育,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高级的顶级的这样的大学。这也非常重要。

  同时我们也需要非常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些培训,这样的话,工人可以从一个职业向另一个职业能够自由的流动,我们需要这个股票市场的融资或者金融。同时我们也需要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是我刚才说的创新引导性的增长五个物支柱,当然还有其他的支柱,比如说民主,有竞争性的独立的媒体,这些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进一步刺激以创新引导性的增长。

  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它对于减少腐败非常重要,如果说一个国家需要增长的话,需要更多的是有质量的增长。同时我们在这个有竞争性的和独立的媒体上面,能够增强中国对于外国投资人的吸引力,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大学,需要吸引更多的学者,他们并不仅仅是说,吸引他们过来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研讨会,而是说吸引他们在中国定居。

  我有很多同事,他经常会谈到这个软实力,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加强中国的软实力,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想作用最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

  我的第三个结论是我们实际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增长,更好的增长。更好的增长,必须有绿色的增长。绿色的增长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这里面也做了很多研究,我们要理解到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增强绿色的创新和生产。如果说我们在绿色创新上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就可以成为实际上的领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另一个高质量的增长就是平等,我们应该去保证,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公平性。那如果说是有过多的不公平性,就只能削减到我们的竞争和信任。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拉美国家,它的贫富差距也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对于这些贫穷的阶层,对于他们是非常的排斥。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觉得他们是属于这个处于产业之外的,那这样的话,就是缺少了公平性。这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流动性。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好的机会平等,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去复苏。

  因为我是法国人,我就不讲我的国家,我说一下北欧的国家。北欧的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就是一些以创新为引导的增长,他们非常注重增长,他们非常注重大学的教育,非常注重医疗。而且有很多创新性的公司,他们的反循环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非常的完善。他们也有这个灵活安全性,他们投资上面都是成本节约型的非常高效的,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各组织之间的高级别的对话,他们的公司和雇员也可以进行很好的对话。

  同时他们的财政有助于实现预算和平衡,同时推动社会的包容性。这样的话,他们的收入在可控范围内,这是一个聪明的管理制度。同时他们的体制当中也有风险制衡。瑞典曾经有一个候选人,是一个民主党人,他想竞选首相。他给小孩儿买了这个巧克力,但是用公务卡,用政党的公务卡,就是因为他用公费买了一个巧克力,结果不得不退党,这就是瑞典人的方式,这是很聪明推动经济增长的例子。

  此为 2013年12月19日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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