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要放开管制，减少干预，强化竞争。在这方面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年，多多少少我们CPI有时候会比较高。那么这样在CPI比较高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价格是一个货币现象，照道理呢，我们要从其它的，要通过市场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我们政府主管部门的习惯思维就是进行干预或者是压制。我们听到很多商业部门、流通部门和工业制造部门都说，一旦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会接到一些电话。他们说，有时候并不见得是文件，但是主管部门会给他们一个电话，希望你们不要涨价。

　　但问题是超级市场的猪肉涨价以后，你不让它涨价。可是农民的猪肉涨价，你叫超级市场怎么能赔本做这个买卖呢？它无非是要不不卖了。不卖了，有关部门又要来管。它只好救市或者降低等级或者减少份量，反正它不能赔本做买卖，因此呢，整个市场就是扭曲的。而我们政府的有些价格主管部门乐此不彼，非常有兴趣去做这个事情，愿意对价格进行干预。而对价格的自由，这可以说我们30多年改革的初期，我们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的，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要素，他起一个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这个现在似乎又淡忘了，所以我今天强调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你只有价格放开以后，才能展开公平的竞争，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包括我们劳动力的价格也是这样。但是这几年对劳动力的价格，对收入分配的行政干预也是越来越多。

　　再一个就是，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已经到了我个人觉得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十年前我就曾经跟有关的私下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国至少有两个金融监管部门，十年前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是要派出官员去参加监管对象的董事会。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很不妥当的作法。那么我以为十年当中总该有点变化，尽管我现在是在一个证券行业，证券行业没这么做，所以我以为这件事已经是不存在了。

　　但是最近我碰到某一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跟我讲，他说这个制度一直坚持了十年，到现在还是。而且，下面被监管对象已经明显感觉到，那些官员对于参加这些会有选择性的兴趣。他重要的时候就来，不重要的时候就不来。但是那个所谓的重要的呢，因为大家都注意被监管对象往往都是上市公司，在讨论一些重要信息的时候，有些官员就非常有兴趣参加。大家注意如果这个董事会所做出的决定引起市场的异动，出现了内幕交易，那么你说这时候监管部门是查还是不查，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相关者了。那么这件事情早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还在做，而且做得还理直气壮。原因是，监管部门说，我们对我们的监管部门不放心。

　　大家都知道，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在监管部门也是人，你被监管对象也是人，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制约和监督关系是通过制度来安排的，不是靠好人和坏人来安排，谁也不天生来是好人，是坏人。可是监管部门天生地把自己当作好人，把被监管对象变作坏人。那么这样的话，也可能由于这个制度是错误的，结果可能原来以为是好人的人，可能恰恰是在做不好的事情，我不敢说做坏的事情。

　　而常常认为是坏的人，他可能因为他老是被看着，他不见得敢做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制度安排是有问题的，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监管部门会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在看坏人，最后把自己的一帮好人都变成了坏人。这是我讲第一个，就是要坚持20年前我们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党的一个提法，就是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