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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关系
记者 霍侃 黄蒂2012年11月17日 14:38
黄益平认为,楼市调控应转向经济手段,新政府应做三项核心改革

  黄益平,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2012年11月16日在财新峰会上接受专访

  财新记者 霍侃:

  房地产调控很担心导致投资大幅下滑,这和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位是相关的,从中长期来讲,这个定位是不是有可能考虑改变呢?

  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我觉得从中长期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长期靠房地产投资来推动支持经济增长,但是我们正处在城市化的高潮。而且我估计,我们新总理李克强总理上来之后,城市化是一个大头。那么城市化说来说去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来说,这是两个比较大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在今后一段时间,投资还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把汽车、房地产看成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汽车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样指导思想下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路上都走不动了,大家都买车。所以政策考虑的有时候不是考虑方便,环境,生活水平,它考虑的是车的生产量上升,卖出去,然后经济增长。过去我们这些手段可能都需要反思。昨天习总书记记者会上非常强调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且他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现在更有信心说也许大规模的刺激不会出现。

  财新记者 霍侃:

  您之前提到,如果明年政策放松的话,可能一个风险就是把房地产价格给推高。关于房地产调控,10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说要抓紧研究制定稳定可预期的房地产政策体系,我觉得这几年的房地产政策,民众的预期是很不稳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政策会变。所以您觉得稳定可预期的调控体系比较关键的是什么?

  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我觉得还应该用经济手段为主,因为行政手段在去年4月份推出的时候,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持反对意见,包括我本人在内。我觉得这方法第一不是特别公平,你可以买他不可以买,另外一个是它很难精确化。因为调控需要微调,但微调就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回头看,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听任价格大幅度上升,也许酿成的风险就更大。所以作为一个次优选择,也许现在我可以接受。它不是个很好的方法,但如果不做的话,也许以后风险就更大。

  那么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还是更多需要用一些经济手段,但这经济手段其实是一系列的手段。过去比较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这两个经济在二战以后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外部状况、汇率调整,很多方面相像,但在房地产价格方面价格就非常大。德国有一整套房地产调控的手段,包括各种税收,不光是持有税,交易税、增值税还有一些列其他措施,比如到银行贷款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对于租赁市场的干预,去增加大家租房子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租房子要自己买房子是因为租了房子总是不方便,来回的交易成本非常高。他们就可以把租赁市场做得非常好,你去任何地方租一个房子成本上比较实惠,但也很方便。买房子的需求就不是特别高。这些手段就是一系列的措施。我觉得我们最好也通过经济手段来干预,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房产税都已经说这么久,到底什么时候全国能推开,现在看也许是不远了。财政部的专家一直说快推出来了,就等着吧。

  财新记者 霍侃:

  您刚才也提到,十八大会议刚结束。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您觉得结合过去这些年的经济的这种改革,下一步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做?

  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我觉得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们改革永恒的主题。其实从刚开始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自己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解读,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过去经济增长很成功,一般人说就是市场化。但是市场化我觉得不完整,市场化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两条在我们过去增长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个我认为是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相当于补贴了企业,但是剥削了居民。所以它对增长在短期内是有推动的。生产投资出口都非常强劲,但是结构失衡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另外就是政府还是有节制的干预,和过去计划经济不一样,但是政府在各个领域都有各种干预。比如说能源、信贷,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清楚,所以结果比较好。当初的目标就是利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来支持生产和投资。这样的话效果很好。所以我们的人均GDP已经从220美金到现在5000多美金。

  但我们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5000美金以后怎么办。再用过去的两个方法已经做不下去了,第一这些要素价格扭曲,金融价格扭曲已经不可持续,劳动力价格已经在上升,能源价格也要调整,很难持续。从政府干预来说也是一样的。过去是靠生产和投资就能增长,以后得靠创新和升级。但是升级和创新我们以前讨论过,可能更多是要分散做,而不是中央说找几家实力最强的企业来做新兴战略性行业,这个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我觉得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就是这个。

  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过去的扭曲要取消掉,过去的扭曲是历史问题或者是特殊因素造成的,我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在计划经济时候我们是一个无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完全是计划,过去30年很成功但其实我们只是走的半市场经济。现在改革30几年以后是时候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和一般新兴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我们说到了刺激方案,刺激政策不光是财政政策,很多地方政府和银行跟着钱就来了。这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和市场配套,简单说就是谁借钱谁负责,谁花钱谁负责。我们的货币政策可能也需要做些改革,进入市场经济了以后,以后货币决策是不是应该变得更专业化一点,更独立一些,当然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总之我们宏观调控体系,过去是靠政府稳住经济,以后是要市场稳住经济,但是政府所做的是调控市场。这个时候需要传统市场经济的宏观手段。

  最后是要直接改变政府干预方式,过去是动员资源,搞投资,以后是要比较间接的来做一些基础设施投资,但更多的是支持教育、科研、升级。所以我觉得能不能跨过去,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不能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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