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总收入的情况下，在缩小整体政府规模的情况下，我赞成适当向地方放权。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不能管这么多，不可能一个政策管全国，管13亿人口，要允许地方能够有自己的政策，财政税收的灵活性，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控制政府的自主规模，地方自主发债应该给他权利，地方的税收权，税项应该给他权利，但是民众的监督与制衡是关键，财权你一旦放到地方，如果制衡跟不上，历史的经验证明，马上失控。失控之后 就是一大堆的烂帐和窟窿扔在那里由纳税人买单。

　　这次4万亿以后，地方政府坏账和银行的坏账又是一大堆，没有人对此负责。我们向地方放权的时候，必须要强调要跟上相应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监督与制衡机制，这个放权一定一放就乱，放出麻烦来。具体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财政立法权收归各级人大，不允许政府再任意地增加税收。政府的预算必须向各级人大负责，每年你要报告。我们有些朋友会说人大不就一个形式。有一个形式就比没有形式强，把收钱的和花钱的分开本身就是一大进步。你如果让花钱的去收钱，他怎么个收法，他会收的鸡犬不宁、翻箱倒柜，所以一定要把花钱的和收钱的一定要分开。各级人大作为纳税人代表，政府只负责提出预算和各项税收的建议，而必须要由各级人大来最后的审议和确认。我们希望财税改革能走住新的路子，以财税改革为契机，建立新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建立新型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