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如果我们突破户籍制度改革会怎么促进经济效率增长的效力，我举三点。

　　第一，可以直接提高增长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看一看，经济增长的实际增长能力在于资本供给，生产进步，200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很自然，潜在增长率也会显著往下降。增长率下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从要求供给方面，生产率提高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解决。那么农民工的供给就很重要，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人数里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农民工，新增量有接近三分之二是农民工。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城市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增强，稳定性充分性会增加，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二个，因为剩余劳动力已经减少，我们现在吸引农民工继续转移进城，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工资水平，那么这是一条途径，我们工资水平在过去2004年到今天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也不可能再快了，我们长期的稳定的提高工资水平是好的，但是在短期内会使得我们产业结合调整没有时间，来不及调整，可能有休克性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可以起到代替提高工资，工资还要提高，但是公共政策也可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力度。也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有更强的激励，一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边继续向城市转移。

　　那么这个转移除了劳动力供给之外还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资源重新配置，过去改革开放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大概有接近一半是来自这种资源重新配制效率，因此第二点，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改善，因此提高了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同样提高了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要用提高增长率办法，而不是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这方面也有需求的贡献，农民工现在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比重只有30%，表明这些人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就业是不稳定的，收入是不充分的，消费是有后顾之忧的，成为城市劳动者，生产者，但是不能把他们消费模式转变成一个市民的消费。

　　因此，他们作为消费者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上，他们贡献得比较小，但是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改变这种现状，使他们成为正常的市民一样的消费者，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增长就更多的是依靠消费需求拉动，而不再靠投资需求的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