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培林博士谈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将做何种战略选择

　　嘉宾刘培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二室副主任。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在刘世锦副主任的带领下，分析了国际上不同类型国家工业化进程，并以之与中国的情形相对比，得到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主持人吴素萍：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即将由中低收入迈进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回顾历史，一些成功启动工业化进程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有些国家，则相对比较顺利地跻身高收入行列。中国的前景如何，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顺利地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这是近一段时期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主持人吴素萍：课题组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按国际元计算已经跨过了拉美等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收入水平，因此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何以得出这个判断？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培林：这个是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内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拉美国家。那么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水平大概就是4000国际元左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另外一种“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就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它它们的增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滑落，它那个时候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7000，不到7000国际元左右，就是6000到7000国际元左右。

　　那么中国目前来看，按照同样的口径来衡量，实际上这个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这两类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个水平。我们现在很快就是8000国际元，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两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都有各自体制和战略上的因素。我们分析拉美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它是它们长期僵化实行进口替代和一种封闭的战略，而前苏联东欧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们认为像这种封闭的战略，或者说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它也能容纳一定的高速增长，但它容纳的空间，大致从历史上看也就到7000国际元左右。

　　中国和它们比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时候，开始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中国又实行了开放战略，所以整个导致它们两类国家落入陷阱的因素，在中国基本上都得到了缓解。

　　主持人吴素萍：报告中有三个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新特点或新提法。第一个是：报告中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什么原因，旨在说明什么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培林：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我们关注的都是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表现，就是增长突然速度大幅度下滑。后来我们看长期经济史还有一种增长速度下滑，就是像德国，像日本，像韩国，它们在追赶过程当中，它们也出现了，就是在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到了一定人均收入阶段以后，它们的增长速度也会下滑。那个下滑也非常有启发意义，就是它们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11000国际元。咱们按照刚才的1990年的GK国际元来衡量，差不多都是10000到11000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它的增长速度发生下滑。这个应该说，我们觉得这个高墙在工业化分期这个意义上，它有一个分期标志这样一个意义。

　　这个高墙前后意味着什么呢？高墙之前是高速追赶，就是后发国家高速追赶。首先技术上有后发优势容易学习。从需求上来说，你能够自己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人民的基本消费满足，所以只要能组织动员，自然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这种事情是有一种潜力的，潜力到那份上以后，基础设施满足了，你就是再没有这样的空间了。

　　所以这个转折以后，要进入一个更精细的增长阶段。这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你的制度要更精细的市场化制度，还有一个挑战是你要创新来驱动。

　　主持人吴素萍：报告还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自然回落的时间进行了估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估计，它对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有什么作用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培林：因为一般经济学搞预测比较难，大家不搞这些转折性尤其是拐点的预测。那么我们提的预测当然也有一些数量概念，但是我想首先说的就是，读者不必要严丝合缝把它往上对，我们提出的也是在一个时间段内，有可能发生转折。具体大概就是“十二五”末，往左两三年，往右两三年这样一个时间区间内，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增速的转折。

　　那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我们的预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根据国际经验。如果我们的道路与机制和日本韩国在追赶过程中的道路机制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似乎“高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你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一些设备投资，人民的基本消费满足之后，你的增长源泉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在鉴于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样一个测算。很重要的一个用意，一个意图就是，引导国内现在这个发展方式转变紧迫性的认识。因为如果真的有高速增长的空间的话，似乎转方式的必要性要弱一些。但如果说，这个“高墙”就在眼前的话，我们应该在高墙到来的几年，认认真真为创新做准备，为我们积累的风险如何化解做准备。否则如果你增速真的下来，而你又没有应对风险的措施，又没有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而你原有的增长力的驱动又没了。所以这个速度就掉的不是说像日本韩国那样掉一点，就会掉很多，所以说我们就说宁可谨慎，预见到这些事，早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