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第二个困难，今天和明天的消费要有信息来做决定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来看，最可靠、最实用的办法就是让相对价格发挥作用，今天少吃一口饭，多吃一口，他有一个价，少吃一口酿酒，他也有一个价，酿五年一个价、酿十年另外一个价，就是靠所有价格相对的不同，引导家庭、企业、政府来做消费和投资的决定。

　　现在来看这两方面我们的国家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有很多任务没有解决。我们投资的责任体制还没有完全落实，这次十八大降到的，还要继续改，包括要改革政企不分，要向着政企分开的方向改。现在大家关注生活？政企不分在哪个领域最严重？

　　我的看法就是投融资领域。党政权利大量地深度地介入投融资，决定项目，决定投资，但是责任链条没有相应弄紧，人事一变动，责任链条就松了。我们很多新官对借新的债，对上新的项目情有独钟，但是一般都不理旧帐，这个对资源配置，尤其对资源跨时间的配置是一个很大矛盾。这个不改，你说到底是投资？因为正面意义上投资是说减少一块今天的消费，换一块将带来更大的消费，没有一套体制，这些活动得不到保证，投资的收效得不到保证。

　　再来看相对价格系统，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央的文件也早就讲过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的作用。早晨吴敬琏老师讲到这次十八大还提到要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但是实际生活当中跟这些决定是有距离的，我们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现在很多是市场决定的，但是一些关键的要素价格很遗憾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的。

　　土地的价格怎么定？信贷的价格、利率怎么定的？外汇市场现在成交的价格怎么定的？能源的价格，再加上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的价格，行政干预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还是有太大的比例。

　　这里就会产生很多扭曲的信号，因为你怎么通知社会这么多主体这么大经济，到底今天消费多少，没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消费和投资比例如果不对，投资的效益不会好的。

　　我之前讲过，消费和投资不是完全绝对对立的，投资的东西是要靠消费来买单的。修一条路上面要跑车，跑车付的过路费就是消费，这个费用不断地付，才能够把公路的服务收回来，然后才可能把投资的还本付息覆盖掉，好的话，还能使当年的投资有额外的利益。所以没有一定的消费量，投资是投不下去的。

　　而这个比例不能靠我们关起门算出来，他要有一套机制通知这个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主体，我们现在这个比例失调的问题，据我观察是蛮严重的，好多路修了没有多少车的。高铁修了你得一张票一张票卖。除了把当期服务代价收回来，还得把投资收回来。

　　我们现在很多叫投资的项目能不能收益，要打很大的问号。鸟巢很漂亮，但从投资角度看，鸟巢最重要得有鸟。你没有鸟，那个巢就麻烦了，谁付费，谁买单。很多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有存款人的，拿什么去付？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消费，是投资消费之间的比例，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知道这个比例，就是要让相对价格系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方面的改革我们远远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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