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很大，体制也没有改到位，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成就很巨大。中国基础设施取得的成就确实是不能否认，去过印度的朋友都知道，现在中国跟印度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得比印度好。

　　但是有两个历史条件，很难在今后复制。第一，80年代后期90年代那波基础设施的大投资，他是多年欠帐的补偿。因为过去我们价格歪曲，大量地上加工工业，忽略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改革开放一起来，经济一活，到处没有路可以走，港口不够，电站不够，哪里堵就在哪里修。这时候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可能是有某种优势，因为它快，另外决策上不太容易出错，你堵得走不动了就修一条路它不会出错。这是我们过去经验的一个历史条件，它是滞后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波就是90年代晚期以后新世纪以来的这波投资，这波投资是靠加入WTO，对外开放最后给买了单。我们现在记得朱镕基卸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讲过，当时香港报纸说，中国是赤字总理，因为发了很多国债，朱镕基总理当时说留下的都是优质资产，多少公里的高速公路，多少电站，多少码头，最后证明这个判断大体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

　　1997年签订的WTO协定，2000年中国就进去了，然后对外开放多少东西往世界上运。每一个车都给当年的投资付点钱，所以那个投资大体是成功的。现在的问题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大量的欠账似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有些地方还有。但整体来说，现在是进入所谓超前投资阶段，就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先把一些基础设施放在那里，这个放对放不对，有挑战性。因为信息成本很高，放在哪里是对的？

　　同时至少短期看起来，中国出口靠每年20%、30%的增长，短期内来看没有这个前景。这倒过来就是没有一个外需来可以背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2009年以来这波为了对付全球金融危机增加的投资拉动，这个几万亿，效果到底怎么样，我的想法还是看一看，现在还不能贸然得结论。

　　讲到底就是谁买单的问题？谁给这些项目一张张票去买单？如果当期消费力量不够，过去的投资收益要出问题，连带金融也可能出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多投资，还是多消费，我的看法是不能离开体制机制来讨论投资问题。不讲体制机制只讲投资很危险的，因为他做不到跨期的决定，整体看不出大错，小错难免。但是这么大经济，论万亿的投资项目，如果整体出问题，比例失调，修的东西没有人来给你一次次买单，很难说国民经济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健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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