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荣大聂:

　　首先看欧洲，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改革，已经走了一半，我们也看到了渐进式的改革，不能再阻碍必须进行的对于基本面的经济调整。大家同时在变革当中也不能造成政治层面的崩盘，在今天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以及希腊和意大利每一个都在走向技术官僚层面的政治改革。它们并不接受IMF和其他的一些改革的条件，他们也认识到改革是前进的必然途径，所以至少我们可以保持部分的乐观，因为欧洲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另外一部分就是现在发生变革的部分，现在比较清楚未来的政治选择，2012年欧洲会更关注内部问题，包括维持消费者的信心，是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到全球各地和中国。

　　在美国我们看到在经济层面相对强劲一些，所以我们将进一步延迟最基本的宏观层面的承诺，这个进程要比欧洲等待的进程长一点。要进行富有责任的财政改革，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激进的选择是抛弃社会体制的很大一部分，在两个选择面前，2012年美国必须作出选择，特别是美国面临着大选，技术机构以及美国的人口结构，使得美国可以具备长期的增长潜力，这是在其他经济体不一样的，如果政治层面不能作出富有改革的承诺，我们不可能打开美国发展的潜力，不能等待所谓的和平午餐，当然美国的变化会对中国产生更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和大家谈谈中国2012年面临的挑战，2012年从多个角度来讲对中国都是一个转折的年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12年将会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超出对华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前这一点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同时意味着世界其他经济体的相对疲软，同时带来了中国必须应对的经济和政治的全新挑战，比如中国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是否做好了准备，他们是否有充分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使他们在海外监管体制下运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监管体系，因为那些国家的监管体系是很不一样的，从加拿大的股市，再到芬兰的建筑场地，中国的企业正在体验着，而且是第一次体验发达国家的监管体系，这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这些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超出了中国政府的管辖，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应对这所带来的影响。再回到之前的讨论，这块收益是否能够证实中国对外投资是合理的，当然结论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否能够让中国的企业进入。因为规模效应已经没有提升的余地了，也没有办法维持中国以后的繁荣。世界各地都想知道中国是不是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就像你们关心美国和欧洲是不是能够应对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一样。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随之而来的政治方面的挑战，因为关键问题是竞争和竞争压力是否会成为行业政策的一部分，指导中国以后的发展，这也是一种新型的挑战。同时中国也是在未来要应对这些挑战，和过去30年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