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在我看来，财务纪律不仅是我们中国应该做好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发现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尽管他们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同，起因也非常不一样，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不同层面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

　　在美国财务纪律的松驰首先发生在微观，发生在家庭的房屋按揭，次级贷。之后是政府的救助，然后又有政府的赤字、政府债务等问题。在欧洲情况发生在宏观，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的承诺和支持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财政能力，首先是政府的债务危机又威胁了银行系统甚至把欧元区都拖下了水，波及全球。虽然这两种情况发生机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它们共同的问题。

　　关于财务纪律这个问题，最早提出大概是32年前，1979年的时候，最早是研究计划经济问题的专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他起了名字“软预算约束”。这在20多年前的中国和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术语，并且被认为是计划经济中的非常严重问题。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计划经济已经终结，这个术语也越来越少听到了，但是计划经济时弥漫的软预算约束被遗传到市场经济，而且造成了全球性问题。软预算的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一个争论是，软预算约束与所有制有关，国有制企业更有可能是松驰的财务纪律，私有制企业不太会软预算约束。当时还研究了其他的问题原因，比如融资过于集中、企业规模太大、大而不倒等等，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照样产生软预算约束，如果政府过度承诺和不切实际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福利政策同样是导致财务纪律松弛的根源。

　　回到全球治理问题，救助是治标，根本的治理是要严肃财务纪律，不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不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要减少软预算约束，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过去更多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美国的特殊性是因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硬预算约束，它可以任意印钞票。希腊如果不在欧元区，早就该大幅度贬值，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就是想建立一个硬约束，硬预算约束的机制，比如为政府赤字与GDP之比设一个上限，比如3%，但是事与愿违，恰恰因为欧元只有货币的统一，没有财政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没有约束力，结果3恩%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话。现在看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类似问题。

　　在我结束的时候我特别想提一句，这几年来我们也包括国外有很多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意见，华盛顿共识有十多条，第一条是严肃财政纪律，所以在我们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那就是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硬预算约束，根本上回归实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国的治理，各国的治理应该是实事求是，严格财务纪律，从根本上讲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做事，也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的承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