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郭树清: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努力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努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努力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我觉得非常重要。

　　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进步，为国内外所公认。但是也要看到，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和农村问题高度重视，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十分关心，但城乡差别还是非常大。目前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别已经开始出现了缩小的势头，但是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拐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和难就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和农民严重落后于城市和市民，是影响公平和正义的主要因素，是影响人口质量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大，主要原因是缺钱、缺资源，但在中国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储蓄绝对额也数一数二，因此资金短缺和资源要素短缺不是主要瓶颈。大家看统计数字：去年固定资产投资27.8万亿，今年大约是三十四五万亿；外汇储备规模大，每年净增加4000多亿美元，余额已经达到3万多亿美元；财政收入去年超过了8万亿，还不算土地销售收入2.9万亿；今年的财政收入预计10万亿，土地收入估计还是2万多亿。因此，瓶颈不是资金问题，关键是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衡。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从体制上和机制上解决农业农村一直处于被动或弱势地位的问题。具体地说，是如何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

　　从市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改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目前的格局极不合理。这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继续维持流向城镇的趋势。当然反向流动也在增加，但不成比例，没有改变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农村向城市单向净流出。

　　二是来自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往往被贴上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标志，例如农民工、农村建设用地，和城里的生产要素区分开来。其交换关系是不平等的。例如，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一般是城镇土地价格的1/3；同样的贷款，在农村一般是高利息，在城市是基准利率，或打折利率，正常情况下，农村贷款的利息可能是城市贷款的2倍或者是3倍。价格水平反映出来的城乡要素交易，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三是在城镇定居的农村居民，在没有取得城市市民身份之前，其经济和心理上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资、就业条件，以及教育、社保、住房等等福利；另一方面，他还要省吃俭用，供养在农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他们挣的钱，主要用于回家盖房子。而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绝大部分建在农村的房子将来注定要闲置。按照国际上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办法，房子要算到农民的消费中。而由于有折旧有利息，因为有资金成本，也需要维护费，这样算下来，其实他付出的费用是极高的，可悲的是，他对此没有意识，而且他根本没有实际享用这个住房。这显然是极其不合理的。

　　四是从城镇流向农村的生产要素，由于面临一些风险，因而不会积极、主动地流向农村。成本和价格都比较高。一个最主要的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因素是：现在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所谓的集体，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村委会。农村的土地，包括承包、流转等，是村委会说了算，事实上是村委会干部说了算。这些干部很可能调整变化。土地使用权的有效期限比较短，各地不一样，目前，平均只有十来年，如果超出这个期限来签署合同，那就会产生极大的违约风险，因为它不受法律保护。

　　五是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无论是显性成本还是隐性成本都是高昂的。在许多省市，实际成本甚至高过了跨国流动。资金和人才流向港奥及东南亚有时十分便利，这个事实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涉外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地方超过了城市对农村的投资。这种高交易成本，无疑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效率，减少了全社会的福利。

　　因此，“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加快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也提出要“调整优化城乡用地的结构和布局，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建立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等。这些重要观点，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