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郭树清:

　　方针很明确，为什么落实起来有困难？主要是体制方面还有很多障碍。很多政府部门和相关研究部门，包括经济学家，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不一致，一些基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还不统一。在此我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什么人？这非常重要。应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经营单位，主要是现在的农民。这是由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但是，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来看，确实有一部分城市就业人员能够掌握科学的、先进的农业知识和经验，而且愿意全职或者半职从事农业生产。所谓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来自城市。在美国、欧洲，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最著名的金融界的人士、价值投资者的倡导者沃伦?巴非特的儿子就是种地的。城里人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再去从事农业生产，整个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无疑会大大加快。

　　（2）将来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多数不会是农业人口。在工业化、城市化完全完成之后，可能还会有20－30%的人口住在农村，但绝大多数不应该再从事农业生产。在很多发达国家，居住在农村的人，有80%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很多城里人，包括特别优秀的人才，教授、作家、律师、医生、飞行员、投资银行家，都住在农村，愿意在农村安家或者是购置第二居所。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本情况。否则城乡差别不可能缩小，更谈不上消失。

　　（3）在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地区最贫困的人群流向城市，较为富裕的人群往往留在农村。早期的工业化时期，贵族在农村还有城堡；后来赚了钱的资本家，也在农村建房子。这和前面说的农民工回乡建房子正好相反。这才能促成城乡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迁往农村和小城镇，所以大中城市的房价没有涨到那么离谱的水平。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有三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第一，农村中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我去过很多农村调研，他们说最担心的是没有人愿意种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青年人都到城里了，只有极个别的人愿意和能够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第二，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番；第三，食品安全问题严峻，解决起来特别困难，到处都是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

　　（4）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土地用途要服从于政府严格的管制和规划，农业接受较高补贴和优惠，环保和文化标准越来越严格。但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有些国家，例如德国，虽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不计成本地补贴农业，但是农田可以出售给外国居民，土地所有权与护照签证不挂钩。

　　我们国家的土地所有制是公有制，法律上并不限制使用权的转让。但是由于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比率平均只有20%左右，而且期限很短，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其实，简单地控制流动、禁止流动，并不能达到节约用地集约用地的目的。过去20多年，农村人口减少了很多，有3亿多人进城，但是农村建设用地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相反是增加的。我们的用地制度决定了宅基地是个软约束。其他建设用地，包括曾经的乡镇企业用地，也没有复垦为农地。所以总体上农村建设用地没有减少。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5）如果我们不放开城市居民进入农村，许多农村会永久消失。南方许多农村房屋常年闲置，北方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2005年建设部的数字是，一年完全消失的村庄有7万多。而没有城市居民进入农业农村，保留的农村由农民自己实施新农村建设，从生产技术到生活文明提高的速度就会非常缓慢 。许多省区包括北京远郊区有许多兵营式的“新农村”建筑，既不美观又不方便，更谈不上舒适。因为农民的视野是非常有限的，甚至不知道上下水、化粪池、雨污分流、化学污染的基本概念。

　　（6）事实上，由于利益吸引，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日益增长，有很多不完全合法的情况。由于多数地方没有为这种流动开正门，没有很好的规划，旁门左道大行其道。全国城市的“小产权”房屋平均占到30%左右，有的城市“小产权”甚至占到40%左右。不断地建，不断地拆。损失相当大。

　　综上所述，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