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

　　我们的土地也好，税收增长也好，看起来在中国财政体制下是个话柄，中国财政的特点，特别是地方财政的特点以支出定收入的。首先是地方的行政首长想出来他任期内干几件大事，排出来以后，回过头各个渠道去找钱，这个钱之前已经被支出去了，一旦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在土地和和未来收入增长，一旦未来出现经济下行，周期性波动，这种偿付的风险、流动性风险肯定会集中的暴出，包括前一段看到上海的平台公司和云南的平台公司出现的问题，之前都是一些苗头。

　　中央政府，中央金融责任部门显然已经看到这个事，最近也在出台一些政策在调整，包括开了一些口，做了试点，四个城市可以发一些债，主要是对未来增量的问题，对于最近两年急剧膨胀的存在的债务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比较有基础性的、实质性的帮助是银监最近出来讲，债务允许一次长展期，但是这种展期显然也不能完全解决庞大存量的问题。

　　中国未来很大可能的走向还是得中央政府信用出手，中央政府用一个长期的信用，去把地方政府短期的信用顶过来，从短期上把期限错配的问题解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考虑后面一系列，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为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这个方案的好处，我自己有几个理解：一是这个方案如果中央集中把一部分失去流动性的地方债务顶过来，做集中处理的话，对债务的集中处理的效率远远高于把这些债务流到地方，地方的银行自己去处理。这些项目很多，最近两年投放来看，从长期来讲是一个投资的泡沫，不可能给未来经济带来很大好处。这些项目可能投入20%、30%，最好的方式是停掉，做一系列财务的处理，这些项目要建成可能会给未来整个宏观经济带来更大财务的成本。如果把这些项目留给地方，地方肯定是保在建，即便未来宏观效益很差的项目，它也要把它做完，银行在这点上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银行的行长这个项目已经投放下去了，绝对不会把这个项目在他任期内以坏帐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肯定是不断的为这个项目供款，保证项目在建完成，总体是缺乏效率的，我们要站在更高的宏观层面看。

　　二是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了一个松绑，这点我感受是比较深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中，银行变成中央和地方博弈的人质，已经被绑架了，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加息又不能加，土地这块过紧，最后造成资金链断裂，造成银行的风险，中央也不愿意看到，两方博弈，整个宏观调控被挤到一个很狭窄的数量调控，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轨道，反过来对实体经济、民营部门经济形成很强的挤压，影响了整体效益。如果中央把梗结疏通，实际上对收紧地方财政，给地方财政真正套上紧箍咒，一系列所谓的霹雳手段的措施才可能比较顺利的推行下去。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大家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各级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在推动货币扩张，造成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地方债务的累计，银行风险上升，包括导致经济内生动力建设枯竭，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为宏观政策松绑。

　　三是假如地方政府财政需求没有那么强了，没有那么多偿债的压力，反过来，中国下一步要进行的最重要的结构转型的政策，就是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才有可能有空间，不然地方政府有那么多事要干，那么多投资，那么多项目要做，怎么可能减税，永远只能停留在试点。未来中国经济要走向去房地产化，中国财政要走向去土地化的话，这样我们人民币的资产泡沫才有可能有一个现实的软着陆宏观环境。